民工人大代表滿足不了弱勢群體需求

http://www.CRNTT.com   2010-02-26 11:20:19

胡小燕：有職無權只能幹著急 　　中評社北京2月26日訊／3月2日，全國首位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將啟程到北京參加全國“兩會”，“農民工代表”再度成為民眾熱議的關鍵詞。 《中國青年報》今天登載評論員畢詩成的文章“民工人大代表滿足不了弱勢群體需求”，文章表示，“…從身份上增加幾個‘胡小燕’只是表面問題，從內涵上增加幾個一心想為農民工說話辦事的‘胡小燕’才是本質問題。”其內容如下： 　　又近兩會時，“農民工代表”又被端出來說事兒。廣東省在兩年前選出了中國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3億農民工終於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從履職之初激動地通過媒體公開手機號碼，而後每天疲於應付幾千個電話而不得不關掉手機；到親自幫農民工討薪；到“能幫的幫，不能幫的讓他們找工會”；再到今天發出感慨“有職無權，只能幹著急”——胡小燕兩年來頗為崎嶇的履職歷程，見證了一個農民工代表的期待與迷茫。（《廣州日報》2月25日） 　　“我不是救世主”——這是舉國3億“同行”將期盼壓到她柔弱肩膀時她發出的感慨。這是可以想象的無奈，面對一波又一波農民工的求助，“很多時候，我愛莫能助，只能遺憾地告訴他們我幫不上忙”。如此困境，如何解決？媒體在報道時以胡小燕自己的話表達了觀點——“一個胡小燕解決不了所有問題，3億農民工需要更多我這樣的人。”這也符合輿論目前存在的一種共識：中國當下需要更多數量的農民工代表。 　　但看罷胡小燕的履職歷程，不得不說的是：即便有一千個胡小燕，恐怕也無法擺脫“只能幹著急”的宿命。人大代表因為身份的特殊，在當下確實存在一種“權力”，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作為民意代表，如果不是濫用權力，其作用發揮注定要通過制度通道，在代議機構里推動程序性化解，如果不能將人大代表的個人情懷、認知，轉化為“人大權力”並形成制度路徑，讓社會保障部門、勞動仲裁部門、法律維權部門、工會等發揮作用，而是單單指望由幾個“有良心”的人扮演當代清官，非常具體、非常瑣細地一個一個解決問題，那麼注定掛一漏萬，滿足不了龐大的民眾需求，甚至反倒會被抱怨。一個胡小燕“靠不住”，不是因為只有一個救世主，而是從來就沒有人可以扮演救世主。 　　我們要肯定胡小燕個人在推動農民工問題上的努力。但也要承認，這種努力當下仍然是個體性的。比如有老鄉拿不到工資找她，她建議找工會，被老鄉責怪為“耍大牌”；比如有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她建議找政府部門協調，也不被理解。這都讓她很著急。但試問，胡小燕做得不對嗎？很對啊，大多數人的問題就是要依賴於這種體制內通道來解決的啊。問題在哪里？你胡小燕幹著急的時候，該著急的部門、該著急的人他不著急！甚至因為他們長期的“不著急”，已經讓農民工喪失了基本的信賴，所以才有困難不找政府，找“救世主”。 　　胡小燕感慨，自己“有職無權”，所以只能幹著急。那麼，在她的潛意識里，希望具有什麼權呢？恕我揣測，可能是一種“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出的問題你要認真解決”的權力，然後拿這種權力為弱勢群體辦事。從道德上，這種樸素想法沒有問題，但從公權理性的角度，這種訴求並不靠譜：人大代表有“身份”之說，是強調他來反映這個群體的訴求，不是以“職權”解決這個群體的問題。一個胡小燕，渾身是鐵能打幾顆釘？指望按這種路徑解決問題，一千個胡小燕也滿足不了幾億農民工的需求啊！ 　　農民工的困境，只有農民工代表才能替他們出頭說話嗎？當然不是。甚至相反，有時候農民工代表的草根性，反倒使得他們在代表群體里顯示出幾分“人微言輕”，反倒沒有“官員代表”、“明星代表”說話的分量。我們需要的，不是各地象徵性地增加幾個農民工代表，而是推動更多的代表，為弱勢群體代言，為弱勢群體的權利想辦法。你不代言、你不說話，選民就讓你離開。所以，從身份上增加幾個“胡小燕”只是表面問題，從內涵上增加幾個一心想為農民工說話辦事的“胡小燕”才是本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