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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湧：重建批評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0-09-10 09:00:16

自“五四”時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魯迅在20年間發表了大量雜文，展開他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對中國社會的種種陰暗、不公、不義現象都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也與許多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和個人進行筆戰，以其文學天才和洞察社會的眼睛，嬉笑怒罵，冷嘲熱諷，開創了一種獨有的文體，成為那個時代獨樹一幟、不可替代的一個批評樣式，受到許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後，雜文在中國保持了長期的繁榮，產生了幾代雜文家，鄧拓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雜文，就是那個非常特殊的年代難能可貴的批評，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雜文往往採取隱晦曲折的手法，魯迅就說過，“類似小草在石頭下彎曲的生長”。 　　與文學出發的魯迅不同，畢生從事新聞業的張季鸞，在生命的最後15年（1926~1941）通過民間報紙《大公報》發表的社評，對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許許多多重大事情，對許多公眾人物都做過批評，創造了百年言論史上的一個批評典範。包括最後視他為“國士”、對他極為尊重的蔣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評對象。雖然他自稱那些在報紙上發表的文字，早晨還有人讀，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複一日的批評文字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也贏得了各方的敬意。 　　魯迅和張季鸞，奠定了批評中的雜文傳統和時評傳統。在整個言論史上，我們還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啟超、邵飄萍、鄒韜奮、儲安平等人）所代表的傳統。他們的不同表達方式，都豐富了批評的傳統，共同營造了20世紀前半葉千姿百態的批評空間。今天看來，時評傳統無疑更為可貴（魯迅的傳統另有他不可替代的價值在），也是我們更為陌生一些的批評模式，包括胡適、傅斯年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大致上都屬於這個傳統，他們成為《大公報》“星期論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們珍視批評的權利，而不濫用這一權利。對於和他們不同的觀點，他們不妥協，但是他們總是堅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達自己的看法。對自己栖身的土地，他們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眷戀，對權力卻始終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評，所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但他們批評的出發點常常是建設性的，是為了改善、改進，而不是為了打倒什麼，取代什麼。胡適反覆告誡以真姓名說負責任的話，和張季鸞他們基於無私、無我而確立的《大公報》社評不署名的原則，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裡卻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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