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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 |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
人生路上,不斷與五四對話 當初的“同學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後的追懷與闡釋,成為其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昔日的口號或學說,早就被後人超越了,但那種追求真理的氣勢,以及青春激情與理想主義,永遠值得你我追慕。 對於當事人來說,曾經參與過五四運動,無論在京還是外地,領袖還是群眾,文化活動還是政治抗爭,這一經歷,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記憶,不死的精神;毋須諱言,這也是一種重要的“象徵資本”。觀察這些“好事”的“同學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後,不時穿越歷史時空,與“永遠的五四”對話,可以讓我們領略什麼叫“歷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說到這,我想推薦幾篇文章,作為宏大叙事的補充。北大國文門1918級學生孫伏園\(1894—1966\),在《回憶五四當年》(《人民文學》1954年5期)中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就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就很難讓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記憶。 與此印象和口號之爭相對應的,是細節與大事的互補。新潮社骨幹、北大國文門1916級學生楊振聲(1890—1956)撰有《回憶“五四”》(《人民文學》1954年5月號),不講大道理,注重場景描寫,很有趣。文章提及蔡元培校長帶來了清新的空氣,《新青年》警醒了一代青年,接下來是:“當時不獨校內與校外有鬥爭,校內自身也有鬥爭;不獨先生之間有鬥爭,學生之間也有鬥爭,先生與學生之間也還是有鬥爭。比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學生之間的鬥爭。有人在燈窗下把鼻子貼在《文選》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時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倫的詩。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搖頭晃腦,抑揚頓挫地念著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幾個人在討論著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後,她的生活怎麼辦?念古文的人對討論者表示憎惡的神色,討論者對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眼光。”至於說到《新潮》、《國民》、《國故》的重要編輯人都在同一班,大家除了唇舌相譏,筆鋒相對外,“甚至有的懷裡還揣著小刀子”,這就有點誇張了。不過,下面這個觀察很有趣:“當時大多數的先生是站在舊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學運動前,黃侃先生教駢文,上班就罵散文;姚永樸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罵駢文。新文學運動時,他們彼此不罵了,上班都罵白話文。” 都是血氣方剛的大學生,除學術及文化立場外,難免還有意氣之爭。許德珩1950年後,不斷談論“五四”,1979年、1989年兩次在《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不全是職責所在,其中也有個人感懷。應母校北大的邀請,許德珩還撰寫了長篇自傳《為了民主與科學———許德珩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就像書名顯示的,許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青年時代的夢想———其對於五四歷史的追憶不見得十分可靠,對於五四精神的闡釋容有偏差,但終其一生,與“五四”展開不懈的對話,這點讓人感動。自傳中涉及五四運動部分,有段話我很感興趣:“因為我們與傅斯年合不來,他們幹的事我們不幹。……《新潮》提倡寫白話文,我們《國民》就偏用文言體裁發表文章。當然,這與我們的刊物是全國性的有關,因為當時社會上對於白話文還不易接受,但是也含有與《新潮》搞對立的意圖。到了‘五四'以後,《國民》雜誌的文章就改為白話文了。”這話有自我辯解的成分,畢竟人家用白話寫作在先;可其中透露出來的“意氣之爭”,確實屬於“同學少年”。 在《五四偶談》和《“五四”二十五周年》中,傅斯年稱平日不談五四,因為“我也是躬與其事之一人,說來未必被人認為持平”;對於“社會上有力人士標榜‘五四'的時代”,更是不願附和。明白“五四”本身的局限性———淺薄乃至偏激,但當有人刻意抹殺時,會挺身而出,捍衛“五四的精神遺產”———這或許是很多“五四”老人的共同立場。 說到“五四”老人的自我反省,還可舉出俞平伯的《“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懷念“風雨操場昔會逢”以及“趙家樓焰已騰空”,接下來是將“四五”比擬“五四”,稱“波瀾壯闊後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態猶孩,得遇千秋創局開。耄及更教談往事,竹枝漁鼓盡堪咍。”詩後有自注:“當時餘浮慕新學,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淺。”除了將宏大叙事轉化為私人追懷,更將“五四”理解為代有傳人的“千秋創局”。我們對這段“青春歲月”永遠的懷想,某種意義上,不僅當年的大學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淺”,連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裡去。用今天的眼光來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諸多毛病,其實並不困難;難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與創生。 閱讀北大校史資料時,我感觸最深的是:同一個中國文學門(系),直接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生(1916、1917、1918級),明顯比此前此後的同學更有出息。為什麼?因為有激情,有機遇,有舞台。依我的觀察,各大學各院系大都如此。當初的“同學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後的追懷與闡釋,成為其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昔日的口號或學說,早就被後人超越了,但那種追求真理的氣勢,以及青春激情與理想主義,永遠值得你我追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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