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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為什麼中國需要第二次“南巡”？

http://www.CRNTT.com   2012-01-17 09:51:12

需要確定與執行新改革路線 　　而改革路線的確定和執行，正是今天的中國所最需要的。今天，中國在很多方面也面臨類似“南巡”前的狀況，有一些方面形勢則更為嚴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沒有突破口，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在政治層面，無論在黨政官員那裡，還是在社會群體中，人們對改革缺少有意義的共識。缺少共識是有代價的。在政府層面，人們只知道什麼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夠做什麼、如何做。在社會層面，各種具有意識形態化的思潮（大多是進口而來）泛起，不僅沒有為人們釐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帶來了更多的困惑。 　　社會改革在政策層面已經進行了多年。如果從十六大確定算起，已經有十來年了。不能說沒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沒有重大的突破。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沒有突破口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把社會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線的高度。儘管提出了包括諸如“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等社會改革的目標，但沒有把這些整合成為一攬子社會政策，就像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政治路線一樣。在社會政策沒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線的情況下，政策的執行及其力度肯定會出問題。沒有改革的共識，哪會有改革的執行力。 　　經濟改革方面，也類似於“南巡”前出現的停滯不前的情況，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現了倒退的現象。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內需之間的失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失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失衡，等等，所有這些失衡的結果，就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嚴重失衡。這一切的核心問題，就是很多年來的國有企業大擴張。19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導下，中小型國有企業被民營化或者說中國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國有企業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為企業集團，另一方面也收縮戰線，從一些競爭性領域退出，集中在那些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同時，國有企業的改制也比較成功，主要是企業化和法人化。但是，國有企業此後在改制方面沒有進步，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和企業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場上的競爭，而是通過政治和行政權力而壟斷市場。再者，企業發展已經走偏了方向。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有企業已經不再局限於國家戰略領域，而擴張到原來民營企業的領域，造成“國進民退”的現象。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已經演變成為中國的“華爾街”問題，大而不能倒，挾持政府的經濟政策。我一直強調，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模式是兩個極端的模式，美國是“（市）場內國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國是“（政）府內市場”(market in state)，就是說，美國的政府是必須服從市場原則的，而中國的市場必須服從政府原則的。在美國，如果市場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失去對市場的規制，那麼經濟危機必然發生。相反，在中國，如果政府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麼經濟危機必然發生。如果美國的危機出在華爾街，那麼中國的危機必然出在國有企業。 　　政治改革方面又怎樣呢？今天的情形和上世紀80年代的也極為類似。簡單地說就是，政治理想主義又回來了。80年代被視為是中國的政治理想主義的時代。對很多人來說，理想主義就是拋棄蘇聯式的極左思潮和貧窮社會主義，轉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場經濟。當時的理想社會表現為兩句口號，即“經濟的市場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現為（西方）自由主義成為主導或者主流話語。當然，在這個自由主義話語體系裡面，官方更多強調的是經濟層面的自由主義，而民間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員中間，政治自由主義也擁有相當的市場。 　　這種理想主義維持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前面討論過，在蘇聯東歐事件發生之後，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判斷，即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蘇東領導集團不能進行有效的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結果導致了人民的不滿和執政黨合法性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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