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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蔣介石,道不同而相為謀

http://www.CRNTT.com   2012-04-04 11:07:50  


 
  因此,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複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他還說:  

  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複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後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聯合報》,1958年4月11日;參考同日《中央日報》)  

  “中央研究院”是台灣的最高學術建制,胡適身為院長,自然對研究院究竟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承擔什麼樣的任務,做出許多思考。然而,這樣的方向和任務,應該以學術自身的邏輯與需要為依據。蔣介石的講話卻要求以“複興民族文化”作為研究院的任務,還指定學術研究必須得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適當然非駁不可。  

  不過,胡適的回應,固然針鋒相對,卻又曲折委婉。蔣介石希望“恢複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胡適則說:  

  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蔣介石)“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反共複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複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蔣介石認為大陸“清算”胡適,是“摧毀”中國“倫常道德之一例”;胡適的認識,卻完全兩樣:  

  他們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陸上,在中國青年的思想上,腦袋裡,留下了許多“毒素”……  

  因為我這幾十年來對學生講:我考證《紅樓夢》、《水滸傳》是要借這種人人知道的小說材料提倡一種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種方法,等於孫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護你們不受任何人欺騙,什麼東西都要拿證據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種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著鼻子走。我說:被孔夫子牽著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漢,被朱夫子牽著鼻子走也不是好漢,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漢……現在清算胡適,常常提到這幾句話,認為胡適一生做的學問,都是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來到台灣之後的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他要證成打倒的對象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謂摧毀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毀滅中國的“傳統歷史與文化”,這就是他慣用的論證措辭。相形之下,胡適卻是20世紀中國“反傳統”的急先鋒之一。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傳統裡蘊含著值得珍視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類文化所可共享同潤的,非中國所獨有。  

  因此,當蔣介石強調“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複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的時候,照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思路,就得追問:所謂的“倫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麼?套用胡適的話,如果不能拿出證據來,反而被蔣介石強調的“倫理道德”牽著鼻子走,還要用以作為“重建國家、複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實在不是“好漢”。“中央研究院”當然沒有肩起“複興”那不可證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務的必要。可以說,對於什麼是中國傳統這個問題,蔣介石與胡適當天的交鋒,正具體顯現了兩種極端不同思路的爭戰。  

  當然,對於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系,蔣介石與胡適的認知,表面上即使不能說是南轅北轍,實質上還是道分兩途。蔣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學術研究”能够配合“反共抗俄使命”,胡適響應強調的卻是真正的學術,“在反共救國複國上,的的確確可以有幫助”。  

  胡適舉了法國的巴士德為例子,說“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蠶種、釀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種上有很大貢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聞,則是他舉的第二個例子。所以,胡適認為:“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言下之意,要怎麼樣走“學術的路”,其實是學術界自己的事,與政治領域最高領導者無關;在學術的世界裡,蔣介石不會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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