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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藥方”應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危機

http://www.CRNTT.com   2012-09-03 08:23:45

文章認為，對全球來說，能逐漸度過2008年的經濟低穀，中國因素起到很大作用。對中國來說，之所以還談不上經歷危機，外因是全球金融危機尚未演變為全面經濟危機，內因是強有力的政府預算能力，以及城市化帶來巨大的投資拉動。然而，如果從長周期理論的視角，2020年是一個重要節點，假設百病纏身的全球經濟“馬車”屆時再次垮掉，中國經濟則會真正面臨內憂外患。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國經濟開始面臨兩方面巨大挑戰。從需求面來看，目前加速城市化時期已經到來，到2020年左右城市化帶動的投資動力必然會弱化，甚至逐漸達到臨界點。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缺乏技術進步支撐和勞動生產率下滑，也使製造業投資不容樂觀。在缺乏公共服務與金融支持的情況下，居民消費還難以主導需求。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中國戰略轉型也使得出口拉動效應下降。因此，如果不進行經濟模式改革，必須會出現GDP“三駕馬車”難以為繼的時刻。 　　從供給面來看，取決於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技術的作用。長遠來看，扭轉全球經濟失衡導致儲蓄率下降是肯定的，而人口紅利消失也會使勞動力因素弱化。沒有了資本與勞動力要素支撐的高速增長，還能依靠什麼？如果說靠人力資本因素，那要看到其影響是複雜的，即使在新增長理論中，也是具有嚴格約束條件的。具體到中國，似乎僅靠學歷教育促進的人力資本提升，並未對增長起到多大作用，中國更需要的是熟練技術工人和專業型人才。就技術因素來看，政府推動的自主創新仍然進展緩慢，政策強調推動技術進步已經多年，我們卻仍未擺脫全球產業鏈的低端位置。 　　文章指出，要應對這個十年末可能面臨的危機，需要三個藥方： 　　其一，從總需求和總供給入手，這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首先，將提升最終消費中的居民消費作為國家戰略，這就需要在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消費渠道和手段等方面全面改革。其次，從收入角度來看總需求，非政府部門的收入規模比重受到抑制，邊際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更需要通過二次改革重現上世紀80年代的“放權讓利”，尤其是要約束國有資本的低效擴張，且在要素市場打破壟斷。最後，從總供給來看，既應該以新的教育理念來優化人力資本，也應該大力促進“草根技術進步”能力，使自下而上的民間創業和創新成為企業精神主流。 　　其二，在很大程度上，國內外各界對於中國經濟的信心，來源於財政汲取能力。換句話說，政府的現金流量表雖然出現壓力，但是資產負債表仍然不錯，有龐大的土地資產、國有金融和非金融資本支撐資產方，能夠應對隱形負債。然而，一旦經濟下滑、信心喪失，失去流動性的資產同樣可以成為“炸彈”。因此，未雨綢繆優化政府資產負債表，適當緊縮政府資產負債規模，也是重要的選擇。 　　其三，強化國際金融危機應對能力。在金融傳染日益凸顯的今天，如果應對和轉嫁金融危機的能力不足，往往會為發達經濟體的轉型“買單”。所以，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遊戲規則制定，穩步推動金融國際化進程是必要的。當然，加快國內金融市場化改革是前提，否則超前的金融開放反而得不償失。 　　總之，只有進行第二次徹底的經濟與體制改革，才能有效應對未來真正的危機挑戰，化“經濟危機”為“周期波動”，否則就只能如教科書中所言，靠危機來解決潛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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