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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高經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

http://www.CRNTT.com   2012-12-04 09:26:10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12月4日訊／中國過去的高增長是如何取得的？現在高增長難以為繼的原因是什麼？有希望可以繼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又是什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撰文“中國的高經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對上述幾方面問題進行了論述：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回答過去的高增長是如何取得的。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從低基數開始。基數低、規模小，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最初階段實現高增長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層面，來理解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包括結構、制度和政策三個層面。 　　在結構層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紅利、經濟結構（例如從農業轉向工業經濟）、開放（投資和貿易）等。這些因素如何推動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經濟學界和政策界已經有很多分析。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有這些因素互相關聯和強化。無論是經濟結構的轉型（例如農民工）還是開放（加工業），其核心都是人口紅利。這些年來，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尤其是製造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1985年，農村人口還占總人口的80%左右。2011年，農村人口已經低於城鎮人口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的技術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應當指出的是，技術的提高來自於應用，而非創新。無論是國內的企業的技術，還是外資企業的技術，都依賴於現有技術的應用和擴散。 　　在制度層面，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幾個層面上促進經濟增長。首先是通過改革廢除了諸多舊的、阻礙經濟增長的制度。比如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農業集體化。其次是通過改革促成了一些現存制度的變遷，使其不僅不會阻礙經濟增長，反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比如保存了國有企業，但卻改變了國有企業管理的激勵機制。其三，通過改革創設了一些新的制度，來保障和促進經濟的增長。比如說財政上的分稅制。在這方面，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裡，中國的體制改革涉及到幾乎是所有的領域，包括憲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國家制度，和稅收、財政、金融、產權等領域的基本經濟制度。正是所有這些制度上的變化，才促成了人們今天所看到的經濟制度。 　　在政策層面，促成高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就是學界和政策領域所謂的“凱恩斯主義”政策。這裡又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看，國家是如何通過幹預經濟來實現高經濟增長的。首先是國家的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就是說高增長是投資驅動的。其次是國家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幹預，調節經濟增長的速度。再次，國家通過國有企業來保證高經濟增長。如果說在前面兩個層面，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經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國有企業作為工具來實現高經濟增長，則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1990年代中期，通過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對大型國有企業組建企業集團，而對中小企業則實行中國式的私有化，即民營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動了經濟的高增長。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有企業不僅被用來應付金融危機，而且被用來保障維持高經濟增長，即國家把大量資金投入國有企業部門，促成其經濟活動的大擴張。 　　所以，當今天人們說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從高增長階段，進入到中等增長的階段，就意味著上述三個層面的要素所能帶來的發展動力，都已經不足以繼續支撐以往的增長速度。這要求對這三個層面逐一進行一些分析，然後尋找如何通過改革，再次激活這些層面的要素，或者如果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尋找新的增長要素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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