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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探究:盧作孚為什麼會自殺

http://www.CRNTT.com   2014-05-03 09:48:58  


 
  更重要的是,盧作孚的社會理想與經濟思想,也是和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相通的。在《論中國戰後建設》裡,他這樣談到他理想的國家與社會:“在私有財產尚未廢除以前,雖然家庭仍為保有財產的一個單位,但不複是惟一單位,而且不複是人們運用財產的一個單位。人們將以其手腦,其所有一切,參加另一經濟生活的單位——企業組織,或非企業的社會組織中去了”,更進一步會“形成更大的更強有力的集體生活,而以整個國家為一集體組織”,“人在自己有財產的時候依賴財產,有事業的時候依賴事業,沒有財產、沒有事業的時候,或衰養死葬、天災流行的時候,可得國家的救濟與幫助;子女教育可得公立學校的相當幫助;疾病醫藥,可得公立醫藥的相當幫助”;同時,在這樣的國家集體生活裡,奉行“人必須忠於(國家和)集體”的道德原則:“為了忠於(國家和)集體,可以犧牲自己,也可以犧牲集體以外的一切”。[13]如研究者所說,盧作孚的理想社會“是一個雖有私有制,有資本家的存在的社會,但無階級對立,無貧富懸殊,無失業痛苦,物質又很豐富,而人與人之間,又是‘人人為社會,社會為人人’,或是人人不謀私,一心為集體、為國家的關係。這顯然是一個經過了改造的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包含了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14]在我看來,還有濃重的國家社會主義色彩。而這樣的空想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也正是毛澤東所追求的,他後來在中國建立起來的“單位體制”就是這樣的一個“把個人納入集體之中”,既是“一個完善的單位保障體系”(這是盧作孚所期待的),又是一個嚴密的管控體系(這是盧作孚當年不曾預料的)。[15]而“為了國家利益要無條件犧牲個人”的倫理是至今也在堅持的。
 
  盧作孚在《論戰後建設》裡,還明確提出:“中國未來的經濟建設,極應以計劃經濟代替自由經濟,以競爭代替鬥爭,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業上,減少無謂的損失,加速建設的完成”。他認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在具體的“經濟事業有精密的計劃,但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卻無計劃”,它雖然“亦自有其供求適應的定律,但其供求適應,是追隨於過剩與不足之後,不能事前控制或適時應付”,在“無政府狀態下”的“你存我亡的競爭”中,更是造成“無謂的損失”與破壞,這都不利於建設的高速度、高效率的發展,而這樣的高速度、高效率,正是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趕超西方先進國家所急需的。[16]這些思想都和毛澤東的追求相通:毛澤東正是要通過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管理,最大限度地動員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智力,實行趕超戰略。一直到今天,“集中力量辦大事”依然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經濟,以至治國的基本戰略。盧作孚這一代實業家從“加速建設的完成”的動機出發,接受了計劃經濟,但卻難以預計在集權體制下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是不能苛求前人的。
 
  以上的討論表明,盧作孚在1949年決心和共產黨合作,共同建設新中國,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礎的,最主要的就是兩條,一是振興民族經濟,建設現代化國家,趕超西方國家;一是空想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而這樣的選擇,又是有相當代表性的。因為愛國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和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當時稱作“進步知識分子”,盧作孚屬於此類)的兩大思想特點。其實,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多少有這樣的傾向,像朱光潛、蕭乾他們都是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這就是在1949年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選擇了共產黨的原因所在。這又使我想起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盧作孚生於1893年,他的同齡人中,有毛澤東、宋慶齡和梁漱溟,他們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澤東高舉的“新中國”旗幟下,這是頗具象徵性的。
 
  但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預伏著以後的衝突。仔細考察盧作孚於1946年所寫的《論中國戰後建設》,在發現他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相近、相通之外,也不難看出,他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的理解與想象,和同時期毛澤東的設想,還存在著更為本質的差異和分歧。在我看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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