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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八條對策

http://www.CRNTT.com   2015-11-08 08:18:40

我們需要摒棄“左”和“右”的偏見，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一手擴張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給，以中國式新供給主義的理念，走出一條新路。 　　中評社北京11月8日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已經過去了7年，7年輪回，世界經濟危境已當轉勢。不過放到中國經濟的背景下，增速放緩之勢未轉，產能過剩之勢未消，收入差距之勢未減。是短暫的黯淡還是長期壓力的開始？對此學界有下滑論者，有刺激論者，有硬著陸論者，有創新創業論者…… 　　每日經濟新聞發表民生宏觀研究院院長管清友、高級宏觀研究員朱振鑫文章認為，問題與主義無須爭論，關鍵是要解決當下的問題。那麼，問題是什麼？ 　　一是供給不足。服務業、高端製造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供給依然嚴重不足，很多人為了購買一份心儀的體檢產品或一個馬桶蓋而遠赴海外，但也有很多城市卻每每在暴雨之後成為水城。這種短缺不可能單純依靠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去解決。 　　二是需求不足。傳統工業的產能過剩依然嚴重，PPI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煤炭、鋼鐵、水泥等企業苦不堪言。產能過剩的實質仍然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單純依靠里根經濟學從供給端去解決。 　　文章表示，我們需要摒棄“左”和“右”的偏見，從歷史中吸取管仲、王安石、張居正等先賢之政治智慧，也須吸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供給主義等西方學者之理論精華，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係，一手擴張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給，以中國式新供給主義的理念，走出一條新路。 　　基於此，提出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八條對策： 　　一策：激勵官員，重建激勵相容機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反腐打破了政府運行中原有的激勵相容機制，不過配套改革也需要隨之跟進。就像一場比賽淘汰了不會飛的鳥，但如果不把鳥放出籠子，鳥依然不會飛。 　　為此，下一步應該通過配套改革，把飛鳥的潛力真正釋放出來。這就需要建立以績效為導向的公職人員管理體系，包括公務員、國企和事業單位人員。高薪不一定養廉，低薪也不一定養懶，關鍵在於讓薪酬和編制浮動起來，打破鐵飯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 　　另一方面，要改革央地財政關係，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分稅制改革形成的財稅體系問題逐漸凸顯：財權事權不匹配、負向激勵、財政資金投放不暢。未來一要適度擴大地方政府對現有財政資金的支配權。擴大向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提高一般轉移支付比例；二要適度提高地方財政收入比例，新增比如房地產稅等地方稅種，適當擴大共享稅中地方財政的分享比例。 　　二策：放鬆管制，大幅降低服務業門檻，以市場力量突破供給瓶頸。 　　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定器。一方面穩定經濟，另一方面穩定就業。國家統計局根據近兩年數據測算得出，第三產業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50萬個左右。 　　服務業的發展瓶頸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下一步必須通過供給端的開放來解決：首先是金融業開放。資本市場對外國投資者進一步開放；放鬆外資對金融業的持股比例；放鬆銀行業的牌照管制；允許混業經營。二是教育市場化。公立學校教職工未能獲得市場化的收入，缺乏有效激勵機制。下一步應該擴大學校的自治權和社會資本的辦學權；採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促進私立和公立學校的合作；發展民營教育集團。三是醫療民營化。地方政府可以甩掉財政包袱，社會資本可以獲得新的投資渠道，通過產業鏈實現盈利；醫院工作人員可以獲得市場化收入，一舉多得。 　　三策：擴張財政，提高赤字，發債減稅，從需求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當前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還有較大的空間。2015年的財政赤字目標雖然提高到2.3%，但仍遠低於國際警戒水平3%，也明顯低於我國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繼續擴大財政赤字。從中央政府角度看，可以增發專項國債和特別國債，專項金融債作為一種特別國債，可以繼續擴容。從地方政府角度來講，可以提高地方債發行額度，並做好配套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大規模減稅。“里根經濟學”應對滯脹的核心就是大規模減稅。我們可以採取的措施有：提高直接稅比重、減少重複徵稅、個人所得稅指數化、分類稅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轉變等等。 　　四策：壓縮過剩，加快企業重組併購，從供給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經濟危機的實質是“過剩”，不解決產能過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機。很多決策者對去產能聞之色變，認為去產能就是“破”，意味著砸機器、倒牛奶、社會動蕩。但事實上，去產能也是“立”，通過併購重組，可以有效緩解去產能的陣痛，同時重塑企業活力。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困境，政府可以從以下幾點尋求新突破：一是推動大巨頭整合重組，可以從央企整合開始。從美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一定伴隨著行業寡頭的整合和超級巨頭的誕生，要麼大並大，要麼大吞小。二是降低併購重組的制度交易成本。簡化相關法律流程與環節，降低併購重組的時間成本。監管機構放權，減少行政審批。三是發揮金融體系尤其是資本市場的融資、定價和監管職能。四是實施過渡期保護，為併購重組贏得時間。從企業併購到形成新的盈利點之前，可以由政府實行一定的產業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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