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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反修例運動 顯示兩制融合難題

http://www.CRNTT.com   2019-08-17 00:13:00

如今，香港街頭政治重新“滿血復活”，反對派更是意圖“二次佔中”，有社運超限戰之趨勢。與佔中追求普選相比，此次社會運動設定的核心價值目標是“安全”，香港每一個人的自由安全。普選或為政治民主的進步訴求，但並非每一個人都關切，然而反對派炮製的“自由安全”卻是香港每一個人的核心關切。反對派誤讀修例草案，汙名化內地司法與法治，以多種形式製造恐怖性話語和場景，刺激了香港人內心對國家政治體制與法治的深刻不信任及恐懼感。佔中尚且是在香港一地爭取普選，無論是否爭取到，香港依然故我，不過是政治民主尋求“增量化”的失敗。逃犯移交則不是“增量化”失敗，而是“存量化”失敗，是固有自由權利的某種減損和威脅。即便是想像中的可能性，人們總是對權利減損或待遇惡化更為敏感。儘管特區政府剔除了商界犯罪和政治性犯罪的移交可能性，香港反對派仍然有效製造出了全民性恐懼。 　　這種港式恐怖感的來源正是150餘年的“殖民史觀”對回歸20餘年之“愛國愛港史觀”的絕對優勢。作為香港人，對內地的記憶和理解受到殖民史、內地革命運動史、全球化民主史、香港本土主義等多重因素的長期影響和塑造，對國家的不信任已深埋於歷史深處及意識形態之中。“一國兩制”的初始設計過於偏重回歸形式及回歸後對內地經濟現代化的直接功用，在香港的“去殖民化”以及主權秩序的憲制設計上有所偏差，造成回歸後的“人心不歸”以及香港精英層與西方勢力的緊密利益與價值聯盟關係。 　　佔中運動儘管失敗，但佔中作為一場全新的港式社會運動，卻為反對派所充分理解、認同及反復模仿。如今，6月的系列大遊行證明這種繼承和模仿是成功的。當然，最困難和危險的時刻還不是6月9日，而是7月1日的立法會“淪陷”時刻。相應地，二次佔中已經演變為佔領立法會。2014年台灣發生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運動，對香港佔中有著直接影響和啟發。2019年，香港反對派佔領立法會並成功癱瘓立法，則進一步塑造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記錄和巔峰體驗。循此演化，今後的23條立法、國民教育條例等絕無可能順利通過。反對派任意升級政治對抗、在中美貿易戰之際變相站隊美國一邊的政治行為，可能有短期功利性的斬獲，但長遠來看必然遭遇重大政治失敗。中央更不信任，香港民主之路也因此會更加艱難。香港反對派及國內某些學者趁機倡議的“重啟政改”論更是火上澆油，不合時宜，將持續置香港於“過度政治化”陷阱，加重本土主義政治對抗和撕裂社會效應，遲滯香港與大灣區及國家發展主場戰略的融合進程，是不負責任的空泛之論。 　　三、七一風暴：勇武路線的非法擴展 　　香港反修例運動潮起潮落，因七一佔領立法會的極限暴力而迅速走向衰落，社運勇武路線盛極而衰。此次事件因特區政府主推逃犯條例修訂引入“個案移送”制度而起，最初觸及商界大佬安危顧慮，繼而波及香港普通市民對內地體制與法治的深刻疑慮甚至恐懼，進而有美國、台灣等外部勢力根據各自“戰略性利益”強勢介入，推波助瀾。運動初期，特區政府對修例風險嚴重估計不足，衹作為普通立法事務對待，預期社會不會產生較大反彈。這裡存在香港“公務員治港”的政治判斷與風險管控的視野和能力局限。由於危機管控及回應上的某些錯失，以及香港積纍已久的舊仇新怨，7月1日例行性的民主大遊行沒有成為焦點，激進的本土青年以圍攻和佔領立法會的勇武路線而佔據了各大媒體頭條，也刷新了香港“社運暴力化”的全新記錄，對香港法治造成嚴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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