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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從特殊視角看當代俄羅斯戰略意圖

http://www.CRNTT.com   2023-07-02 00:03:07

一個世紀以後的1576年，在西方國家與土耳其打仗的時候，馬克西米利安二世採取了進一步的舉措：他授予伊凡四世以希臘東方皇帝的公銜以換取其幫助。同樣地俄國統治者並不是對一個帝國冠冕感興趣，因為在那個時候，通過鏟除封建貴族並代之以“沙皇禁苑”這一新的為其服務的貴族，伊凡已經在著手建造俄羅斯帝國。通過這一殘忍的操作，“恐怖伊凡”深深地烙在了俄國之上，成為了令人難忘的社會節點，這決定了直到今天的俄國內部政治歷史。俄國進一步地與所有西方國家——作為基督教真理的帝國代表——區別開來了。並且，通過俄國的社會再接合（rearticulation）過程，從中沙皇以生存性代表的角色出現，她就徹底地從西方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代表制度形成過程中隔絕了出來。最後在1802年的時候，拿破侖認識到了俄國的問題，他說世界上衹存在兩種國家：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俄國形成了一種在超驗與生存方面都自成一格的代表類型。自彼得大帝開始的西方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類型，因為就社會接合（articulation）來說，它沒有產生實踐上的影響。確實可以這樣說，在顯要的貴族當中、伴隨著拿破侖戰爭、在恰達耶夫、加加林和配切林的時代，存在著個人的西方化。但是，沙皇的個人侍從並沒有轉變成貴族身份，沒有轉變成接合性的男爵身份。也許，作為俄國政治西方化之必要條件的合作性階級行動就從未出現過。並且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此方向上的演變可能性曾存在過的話，那也隨著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而消失了。緊接著，隨著霍米亞科夫開啟的親斯拉夫、反西方的歷史哲學，“第三羅馬”的啟示被增強了，這在中層貴族知識分子當中激起了廣泛的效應，產生了那種為了全人類的俄國彌賽亞末世論使命。就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這一彌撒亞主義的叠加具體表現在他對獨裁的東正教俄國好奇地充滿了曖昧的願景，認為它會以某種方式征服世界，並在此征服中促成充滿真實信仰的全基督徒自由社會的產生。正是這一曖昧的願景，在它的世俗化了的形式中激起了一種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在它對世界的征服中促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由王國的產生。在自由沙皇之下進行的這一俄國社會初步的西式接合，隨著1917革命的發生已經變成了過去的一段插曲。總體而言，人們已經再次變成了老俄國人意義上的那種沙皇的僕人，將共產黨的幹部作為其服務的貴族。在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恐怖伊凡”的沙皇禁苑，又在工業經濟基礎上隨著一種報復重新建立起來了〔5〕。 　　沃格林這一大段文字當然是有對蘇聯體制的強烈偏見（甚至可以說是基於冷戰格局下典型西方意識形態的），且在其寫作時遠遠未能預料到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新時代和新政治生態，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沃格林對於俄羅斯的“第三羅馬”志向及其獨特政治道路和政治傳統的刻畫可說是入木三分，從這種刻畫中我們或多或少能窺見今日俄羅斯的整體戰略意圖。正如中國學者劉小楓教授所指出的，在沃格林看來，“羅馬和平”（pax romana）實質上有如“一隻鐵腕加於一片疆域和民眾之上”，“否則，那裡將淪為眾多靠極盡可能地劫掠無助民眾為生的小型軍事團夥領袖之間血雨腥風的鬥獸場”〔6〕。烏克蘭對北約東擴的積極響應，對今日俄羅斯來說，也許就恰恰觸動到了其“第三羅馬”政治意念中的“羅馬和平”環節。 　　三、柏克論歐洲秩序 　　關於古羅馬帝國在歐洲史上的極端重要性，我們還可以從十八世紀英國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相關論述里，看到一些端倪。 　　若按照學者Sora Sato的整理與分析，在柏克眼中，整部歐洲史，除了古羅馬算是明顯的例外，都遵循於這樣一種發展軌跡：即儘管其社會面逐漸發展，但整體而言，從古代到十六世紀一直處於野蠻或混亂的狀態。柏克對這段歷史的敘述與其同時代的思想家們頗有不同，那些思想家們一般都強調歐洲國家體系的成長，16、17世紀歐洲權力平衡體系的興起，封建主義秩序的倒台，絕對君主體制的建立等，但柏克覺得這些並不重要，都衹能算是表淺現象，而柏克所在意的，是更深層次的元素和議題，柏克所強調的是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文化里所講的“一陽來復”的精神，即儘管歐洲列國的發展長期停滯，並遭遇了許多摧殘和打擊，但衹要其社會和文化的根基沒有被毀滅，就終會有復興那一天〔7〕。由此可見，古羅馬在柏克心目中較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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