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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1987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德姆塞茨教授的學生肖耿到發展研究所訪問,我請他盡可能多帶一些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原版文獻來。此後兩三年,我們閱讀肖耿帶來的、以及我們能尋覓到的科斯、阿爾欽、德姆塞茨、諾斯和巴澤爾等人的作品。至今我還是分外懷念那時的生活方式:背上一書兜文獻到農村調查,在觀察、訪問、座談、收集資料之餘,就是閱讀和討論。車馬途中,則是思想神游的大好時光。當時我不能讀英文,幾位同事就翻成中文為我當“拐棍”。1990年秋,經GareJohnson教授的推薦,我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做訪問學者。

  記者:做訪問學者期間,你主要關心的是什麼問題?

  周其仁:差不多還是自己在國內關注的那些問題。在芝大的一年,除了修一門本科級微觀經濟學和旁聽了貝克教授給研究生上的入門課,我主要就是在圖書館內閱讀。那時崔之元在芝大的政治學系,他很博學,我開玩笑管他叫“圖書館動物”,因為他熟悉芝大圖書館裡任何一個角落的圖書和刊物。之元給我很大的幫助,幾乎每天都把有意思的讀物介紹給我。不過對我影響大的,還是從傳統農業轉變理論基礎上搞起來的人力資本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收獲是接觸了巴澤爾(YoramBarzel)的工作,特別是他在1977年發表的關於美國奴隸制的經濟分析。為什麼美國南部和西印度群島的奴隸社會中偶爾也有奴隸通過贖買而使自己變成自由民呢?巴澤爾的回答是:奴隸主行使其法律所有權的費用基於一個重要事實——奴隸的生產價值講到底是由奴隸本人控制的。為了減輕這種費用,一些奴隸主就利用定額制來刺激奴隸勞動並降低奴隸主的監督費用,使一些能幹的奴隸終於積累起足以贖身的錢財。巴澤爾的這項研究靠近我的問題:私產何以在排他性極強的全盤公有制裡誕生?但是即便是在奴隸制下,奴隸人力的“私產”,也是在沒有遇到國家強制力反對的條件下發生的。

  記者:做訪問學者之後,你又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生項目,後來獲得博士學位。這期間研讀最重要的收獲是什麼?

  周其仁:一個收獲是,我認識到經濟增長的一種基本要素——人力資源連同它的各種表現——是天生附著在個人身上的資產。個人在實際上控制著人力資產的發揮和生產性供給,這在任何經濟制度下都是一樣的。所謂市場經濟,就是法律正式承認私產、特別是私產的轉讓權利的制度。這決定了人力資源在不同經濟制度下得到不同的利用和發揮。我以為這是一個理論支點,有助於解釋公有制下人們的行為,有助於解釋公有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有助於解釋在國家強制性剝奪和消滅私產制之後,私產為什麼還能够得以重建。

  怎麼理解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為什麼把地劃給農民,他們的積極性才發揮了出來?很簡單,因為農民身上的人力資產只有他們本人才能完全開動,他要不想好好幹,任誰拿他也沒辦法。為什麼社會主義的改革,最後還是要把私人產權請回來?因為最重要人力資產總在人身上,努力、積極、責任、創造、學習等等,天然歸個人控制。法律可以不承認私人產權,但那樣的話,一個社會的人力資本就不能充分發揮,全社會都受損。

  記者:你的求學也是由“問題主導”的?

  周其仁:早就知道,自己當不成象牙塔裡的學問人。也許這是經歷決定的,因為我們這一輩人,先深入了社會,有了很多觀察和思考,然後才有機會接受科學訓練。這樣,很自然就格外關心真實世界裡的問題,傾向於到書本知識以外的世界裡求解。所以我對在想象的約束下表現高超智力的學問沒有什麼興趣,雖然那差不多是美國當代經濟學的主流。中國文化傳統也有一點影響,比如“行萬裡路、破萬卷書”。經濟學是經驗科學,觀察是基礎的基礎。對世事知道不多,觀察很少,怎麼可以成事?當然從演化的角度看,也許這樣“問題主導”的求學方式有利於我這樣的人避短揚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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