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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平：提升香港管治 關鍵為何？ | |
http://www.CRNTT.com 2009-09-12 00:2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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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政府印象確實變差了 劉迺強：在service marketing（服務業行銷），有個概念叫emotional account（情緒帳戶），即是說我買了你的服務，也不可能次次都滿意，滿意度自然不斷下降。同一個道理，對一個政府來說，開始時，肯定有個“蜜月期”。外國也一樣，現在批評奧巴馬的人也多了很多。 王永平：你說得對。在一個開放、多元化的社會，其實內地也一樣，人民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高。今天要求你做100分，明天就會要求你做110分，這是每個政府須面對的挑戰。 劉迺強：所以，當你只做到99分或者98分，就一定會不滿意了。 王永平：奧巴馬也好，全世界領導人都是如此。所以政府一定要做得越來越好。另外一點值得談談，有人認為“反對派”影響市民對政府的支持。其實亞太研究所長期做的政黨調查顯示，政黨（包括反對派）只代表約3成的民意，比如說，民建聯代表10%，民主黨10%，公民黨7-8%，算上其他政黨的幾個百分點，加在一起也就才30%的民意。市民不滿意政府，不代表他們對政黨的滿意度提高，很多時後者同樣下降。從這個角度看，沒有此消彼長的情況。所以，政府在市民的心目中的印象確實是變差了，至於變差的原因在哪，是另一個話題。 管治問題出在哪裡 劉迺強：那麼，你認為管治問題出在哪些地方？比如，這些年的內耗那麼大，它的問題究竟在哪裡呢？ 王永平：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在08年大概5月，政府宣佈擴大問責制，這是一個轉折點：特首民望從60多點一下跌到50幾點，翻不了身。這是因為在處理方面確實出了點問題，無論是委任、薪酬、國籍等。比如，在委任時，有些副局長還保留外國居留權，即所謂外國護照。當報紙報導出來後，政府的辯護是基本法沒有規定他們不可以有外國護照。我當時也講了，這不是一個合法與否的問題。副局長是我們政府的第二梯隊，整個構思是以此培養治港的領袖。政府以為市民是眼紅人家有外國護照。其實香港不少人有外國護照，在這件事上，市民的看法是：為甚麼你要做治港的領導人，卻一點承擔都沒有？為甚麼你不可以放棄外國居留權？說到底，香港已經回歸十年多，做到副局長，還需要買保險？所以，這是一個致命傷。另一個致命傷是很多人認為委任不清不楚，為甚麼會委任他？還有是薪酬。開始不肯講清楚，公佈的時候市民就發現原來有政治助理拿比他以前多幾倍的月薪。這就是轉捩點的來由。 之後呢，有一些政策處理得不好，比如外傭稅啦、生果金啦，給人印象好像事前想得不周詳。又好像醫療改革、公共廣播，似乎碰到爭議性就不擱置不做。形成的印象就是與最早講的“以民為本、強政勵治”的理念不配合，因此影響了市民的看法。最新的例子包括因為薪酬問題，警員工會號召會員上街，結果警務處長答應幫他們爭取，包括把薪酬追溯到以前，令市民感覺政府好像失了方寸。 另外一個問題，我發覺這一年來，有幾件事加深了市民對所謂“官商勾結”的疑慮。這只是觀感，一定要說清楚，是沒有證據，我也不相信是事實。但就政治而言，在香港的傳媒環境下，僅是觀感就可以炒得很要緊。比如說退休公務員梁展文，前房屋署署長，政府批准他去地產商那裡工作，然後在批准過程中，官員說不記得他以前處理過一單很具爭議性的地產事件叫紅灣半島。這件事引起很大的風波，政府後來取消了這個批准，但立法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繼續調查。在調查過程中，涉事的地產商就要求司法覆核，說立法會沒有權力查。 這予市民的印象就好像是：商人很厲害。你召我去，我司法覆核你。嚴格說，他是完全有法律權利這樣做，我們是法治社會。但從觀感上看，這就予人“有錢大哂”的感覺。 另外，電盈私有化事件也曾引起很大的風波。很多人都覺得種種做法（時機、定價等）對長期持有及虧本多年的小股東不公平。後來上訴庭判私有法無效，大股東決定上訴到終審庭。我曾寫過文章批評私有法這做法。最近我在《信報》的文章被放到網上版去，有報章猜測這是因為我得罪了是《信報》“老板”的電盈大股東，另外有電台懷疑《信報》受到政治壓力，要取消我在報上的專欄。我公開說過我是同意《信報》這個安排，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明言或暗示我不再寫評論。 但這些事件都加深了市民對香港富商很“威”的觀感，於是可能連累到政府，認為官商“勾結”。最近的雷曼事件，拖了一年多終於得到解決，銀行承諾賠償6至7成，但有人認為政府“欺小怕大”，因為之前有兩間股票行全數賠償。 我絕對不相信政府是跟商家勾結，而我一直認為絕大多數的香港商人都是行為正當，貢獻社會。但香港是個自由經濟、貧富不均的社會。部分商人，例如是地產商，擁有這麼多的財富和與中央及特區政府關係密切，很多小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有需要時要幫他們主持公道。“官商勾結”的疑慮，對社會的和諧絕對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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