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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改革的兩條政策思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02 10:30:59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領域是合一的,當時的經濟政策就是社會政策。經濟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區分開來,成為兩個不同的領域。這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法人化或者企業化改革目標在於使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而非原來的社會甚至是政治單位。這方面相當成功,中國的企業已經甩掉了社會包袱。照理說,當企業從社會負擔中解脫出來之後,國家就要建立社會政策,替代企業來負擔社會功能,例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等等。但這方面顯然沒有跟上。“抓大”政策產生了很多龐大無比的國有企業,它們有財力以不同形式繼續承擔一些社會政策功能。“放小”政策(民營化)則導致了原來隱含在企業制度內部的社會政策的全方位解體。而從國有企業之外發展出來的非國有企業的情況,和被民營化的企業的情況相差無幾。

  很難說,有關方面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建立社會政策(或者社會保護)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嚴格地說,中國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建立社會政策制度。在官方層面,社會政策仍然從屬於經濟政策,前者是為後者服務的。

犧牲社會來保障GDP增長

  但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危機對中國社會制度的衝擊了。每次經濟危機發生,有關方面總是有意或者無意地訴諸於犧牲社會的辦法來保障GDP的增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很多人的眼光就轉向了教育,希望通過教育產業化的方式來提升GDP的增長。儘管教育產業化沒有明文的政策,但實際上是大行其道。即使在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教育屬於社會政策,需要政府或者民間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國,教育則成了一個暴富“產業”。教育系統的擴張、學生擴招、大學升級、合併和大學城建設等等,都是圍繞著GDP和經濟增長展開的。GDP主義侵入教育領域是中國教育改革越改越糟糕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到今天還沒有改變。

  之後,GDP馬上就侵入了其他領域。醫療衛生是另一個社會政策的重災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後的房地產市場,更是把GDP主義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政府的一攬子拯救危機的財力和寬鬆信貸政策的好處,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產。在GDP主義的推動下,把本來具有很大社會性的房地產視為純粹是經濟增長的來源。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變GDP主義的狀況,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被商品化和貨幣化。中國社會本來就很脆弱,但現在是越來越難以支撐自身。例如,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改革開放之後開始得到發展,但到現在為止,這個階層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這和中國缺失保護社會的社會政策有關。社會領域被GDP主義侵占之後,中產階級沒有生存空間。無論是教育、房地產和醫療衛生政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是在培育社會和保護社會,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中產階級。社會上所說的“房奴”和“孩奴”就是對中產階級的真實寫照。(當然,下層階級仍然處於社會體制之外,很多人連當“房奴”和“孩奴”的資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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