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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汪輝“抄襲門”

http://www.CRNTT.com   2010-04-13 11:38:23

文論如此，當時我們的很多翻譯更是如此。了解了這一點，就會理解，為什麼八九年之後，學界中人立刻開始了“反思”學術思想史的討論。至少，我和汪輝、陳燕穀、許明、陳曉明、蔣寅、林崗、孫歌、王筱雲、肖陽、吳國盛、林大中等同事和朋友們，討論最多最集中的，就是這個話題。而在當時，為了總結歷史，不僅對八十年代的精神現象與學風和文風做了相當徹底的批判，而且也對我們自己在八十年代的表現與行為，包括內心的動機，都做了嚴格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那時徹夜不眠的爭論與交鋒，批判與自我批判，決定了後來的思想與學術道路的選擇，這場面至今難忘。這個討論的初步結果，可以看《學人》第一輯上我們的一組筆談，以及《學人》前幾期衆人發表的相關文章。此後，學術史討論熱了起來，重新提倡嚴格講求學術規範也成了話題。這個討論最後也引出了鄧正來的更進一步的文章，建立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與規範問題。 　　總之，在總結八十年代的經驗教訓時，有關學風文風問題只是討論的一個方面；而我們身處的社會條件、其形成的歷史淵源，以及如何從我們習焉不察的學術體制與知識譜系對我們造成的思想局限中走出，等等問題，在當時批判性的思考與爭論中，被長時間反複討論。而重新梳理學術思想史就是我們共同做出的嚴肅選擇。  　　我對汪輝的許多文章有不同看法，包括他提出的“歷史的同一性”，他有關章太炎的“個人”概念缺乏深度的觀點，以及後來的許多觀點，都有一些不同意見和批評。對他文章的“晦澀”，也經常和他爭論。他的文章中也有引注不夠嚴格和規範的現象，但這在當時也確是常態，與王彬彬先生所說的“抄襲”和“偷意”不是一回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貌似主持正義，但我有點想笑，它讓我想起了曾經很熟悉的文革中大字報的手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看到他將汪輝的《反抗絕望》說成什麼“第一桶金”，我更是立刻笑了出來———還有什麼比這句話更能暴露出一個人是如何看待嚴肅的學術活動與名和利的關系？看來八十年代遺留的風氣仍得繼續清理。 　　汪輝當然也得繼續學習如何寫作，如何引注，如何做學問。但我倒是覺得，王彬彬先生如果有興趣，可以把汪輝成熟後的著作找來讀讀（這些書在書店裡很好找），回應一下汪輝近十年來提出的那麼多重要問題，而用不著對一個求學過程中的年輕人的習作大費周章地上輔導課。在今天這個時代，面對這麼多緊迫而重要的問題，汪輝提出了不少很有見識並經過深入思考的理論觀點，其態度更明確，思考更深刻，這些都值得認真的讀者來嚴肅對待。媒體的新聞效果雖然能暫時吸引人們的眼球，滿足時下讀者們無聊的好奇心，也能讓某些人自覺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論問題就是理論問題，歷史解釋就是歷史解釋，仍然沒辦法輕易繞過去，真想批駁汪輝的理論觀點，首先我們得讀書，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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