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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在高速成長中的“並發症”

http://www.CRNTT.com   2010-07-03 08:21:39

首先，在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年增長率等指標上，中國差不多都低於日韓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相應指標。1978年至2003年，中國的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長率分別是7.73%、5.73%、14.42%，美國同期這三個指標分別是3.23%、1.81%和5.91%。顯然，中國都要高出美國很多。與歐洲的成熟經濟體相比，結論也是一樣。這似乎凸顯出了中國的獨特性。然而，如果對照日本和韓國在1952年至1978年經濟起飛階段的表現，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幾乎如出一轍。在這段時期，日本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長率分別是9.57%、7.97%和13.17%，韓國相應的三個指標增長率依次是10.89%、8.77%和26.1%。相比之下，日、韓在經濟快速增長期面臨著比當前中國更加嚴峻的結構問題，甚至即便是現在，日、韓的經濟結構也還是更像中國，而不是美國。這個模式支撐著日、韓邁入發達經濟體之列，就這一點而言，不應對中國經濟的前景過度擔憂。在結構性問題上，印度的問題正是在於儲蓄率較低、資本積累不足以及基礎設施投資落後，也就說，印度問題出在離中國模式太遠了。 　　其次，從現代消費理論的視角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優良的人口結構可以很好地解釋居高不下的高儲蓄率。中國異常的儲蓄率是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關鍵政策急劇轉變的結果。第一個轉折是，1978年以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和對外開放，隨著這一發展，收入增長率從大致穩定的3%急劇達到10%以上的水平。這個不同尋常的高增長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與之伴隨的高儲蓄的重要基點。第二個轉折，是人口政策。自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嚴格的計劃生育從城市到農村得到了嚴格執行。顯然，這兩個轉變對儲蓄率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一個效應是，15歲以下的人口同就業人口的比率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紀之交的0.33，人口紅利使得經濟中正儲蓄的人群比重顯著增加，進而提升了儲蓄率。第二個效應是，家庭養育子女數量的銳減，顛覆了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迫使父母減少對子女的依賴，增加儲蓄以自我養老。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東亞國家在與中國發展階段相似的階段，國民儲蓄率與當下的中國不相上下；意大利在上世紀60年代儲蓄率也曾高達24.5%，與中國相差無幾，而意大利是天主教國家，與東亞的儒家文化相去甚遠；新加坡的儲蓄率更是中國的1.5倍；20多年前，博茨瓦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儲蓄率也遠高於中國目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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