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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閻錫山

http://www.CRNTT.com   2010-07-18 11:36:14  


 
閻錫山曾提出“十年建設”口號

2010年07月02日11:23 南方人物周刊
 
  “公道主義”、“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

  閻錫山退守大連,很扎實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內,在政治上無法跟蔣介石爭雄。從大連回山西後,他提出“十年建設”的口號,想在經濟上維持割據。他還向下屬廣泛徵求意見,反省過去。他悟到: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孫中山傳給蔣介石一個“三民主義”,自己有什麼呢?

  他對時下流行的主義都存疑,認為各有其短: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治,資本主義私有剝削,共產主義“強做聖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最好的。他試圖讓人們相信,公道才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關系的標准,才是救世良藥,他要讓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產主義——他要“以主義對主義”。

  1932年秋,閻錫山成立了理論研究會,李冠洋是主任委員,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張子佩是委員。他們可以談共產主義,可以看馬列主義書籍,有的就在家裡翻譯《資本論》,有的在編政治學的書。當時有兩個研究者被指為“托派理論”代言人,閻錫山說得很幹脆:“托派的說法,咱也聽聽。”

  據張子佩回憶:“從1931年到1935年,參加研究討論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專學校教書的,有的是各機關部門和團體負責的,也有國內的學者、教授和進步人士來參加的,像侯外廬、張友漁、邢西萍、溫健公等都先後到太原。”“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共產主義必然到來”,那幾年裡,不止一個人跟閻錫山這麼說,但他始終認定“共產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他說:“資本主義不見得是必然崩潰……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人剝削人,應該反對它,推翻它,所以資本主義是該崩潰。”

  “共產主義也不見得是必然到來。我們雖不能說它沒有可能,但看不見它何時可能。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勞動上不計多少,在享受上不計好壞。各盡所能,盡能很難;各取所需,取需很險。共產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若強行之,其禍人類必矣。”

  又說:“生產資料是資,生活資料是產。資供生產,應歸公有;產供生活,仍應私有。資本主義病在資私有,不病在產私有;共產主義不病在資公有,卻病在產公有。按勞分配是資公有、產私有的社會制度,既利生產又利生活,是人類合理的社會制度。”

  在為父親廬墓守制期間,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過一個擴大的理論研究會,將社會的兩大病根定為“資私有”和“金代值”,並確定了資公有、產私有的按勞分配理論。他說:“按勞分配就是大同社會。”

  他借用馬克思主義中他願意接受的部分,反對以金銀為本位的貨幣制度,主張發行物產證券,收多少貨發多少證券;反對資產私有、生息,主張資由公給,按勞分配。1932年,在整頓金融業過程中他實踐了他的“物產證券”。

  山西省銀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濫發紙幣造成市場混亂。於是又設晉綏地方鐵路銀號、綏西墾業銀行、鹽業銀號3家,說這3家銀行分別有同蒲鐵路、綏西屯墾、山西鹽產做擔保,不會騙人。這些銀行號所發貨幣,就是他當年恢複和發展經濟的資本。

  以往銀行發行紙幣均以現金為准備。這4家銀行號別開生面,採用實物准備:設立“山西省省鐵墾鹽四銀行號實物十足准備庫”,拿以上4家銀行號發的貨幣收買物資,收多少物發多少券,物和券永遠一一對應。這相當於憑空發行紙幣用以聚攏物資,實在是個創造性的法子。用閻錫山的話說叫“口吹大洋”。

  實物准備庫利用當時市面呆滯、周轉不靈,到各縣大量收購糧食、棉花、煙葉、皮毛等大宗農副產品,僅一年多,庫裡的物資及不動產價值就超過1000萬元。正是這個庫使得閻能繼續大量發行紙幣——1932年以前,山西省銀行發行的紙幣是120萬元,而到1936年,4家銀行號發行紙幣增加到3300萬元;1937年日軍入侵山西時,已達4500萬元,其對山西民衆的剝削顯而易見。時人戲稱:同蒲鐵路叫“紙糊的鐵路”,墾業銀號叫“坑人的銀號”,實物准備庫則叫“赤腳穿套褲”(套在褲子外面的套褲,只有兩腿,沒有褲襠)。

  抗戰爆發前的5年裡,山西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5年裡累積的資本比1932年前15年的總量還多;糧食和農副產品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將這段時期的經濟成就歸功於閻錫山。這當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沒有他的決策、頭腦和手段,山西不會寫就這段歷史。但事情還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沒有山西人被壓榨出的血汗——4家銀行號發行的各種建設券、借款券、公債是1100多萬人每人掏6元多認購的;工人被延長工作時間而減少工資,農民被發放高利貸、增加賦稅,因建鐵路被低價征用土地——這“十年建設計劃案”是無法兌現的。

  1935年前後,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陝西紅軍不斷發展壯大,令閻錫山不安。此時他大力主張的“公道主義”實際上已經直接針對共產主義了。

  1936年他發表了一篇《防共應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產主義的錯誤》小册子。在編寫會議上,他說:“我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負責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個學者沒有什麼爭辯的必要。只是為了人類命運,不得不說一說。”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真如在顯微鏡下看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說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對啦。只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剩餘、經濟恐慌,認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實這是個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馬克思把交易病認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共產主義必然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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