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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東亞：從自由到威權再到多元？

http://www.CRNTT.com   2011-01-31 09:48:03

南方都市報：根據你們的研究上，您是否認可“東亞模式”的提法？  　　房寧：可以接受這樣的說法。東亞五國一區政治發展進程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呈現出從自由民主體制到威權體制再到多元體制發展的規律性特征。當然，在不同的國家表現亦有所差別，其中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泰國比較典型，台灣因特殊的政治環境，“自由民主體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經歷了比較典型的“自由民主體制”和“威權體制”，目前正在建構一種新加坡方式的多元體制。有些國家如韓國、泰國在政治發展進程中，在自由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之間經過了反覆，甚至是多次反覆。泰國從上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在自由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之間出現了兩次體制的反覆。  　　從每個政治體制類型所維繫的時期來看，也呈現有規律性，東亞五國一區的自由民主體制大致維繫了13到15年，威權體制維繫的時期也近似，大約是31年。 威權體制具有新內涵嗎？ 　　南方都市報：除了這些，對以往的研究有沒有新的突破，或者說有所“證偽”？ 　　房寧：關於威權體制，西方原來的看法是經濟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專制，但是我們對它的定義是：威權體制是東亞工業化時代的“民主體制”。當然這會有很大的爭議。我們在最後的報告中沒有明確這樣說，不願意引起爭論。  　　談到民主，如果從英國大憲章開始算，有八百多年，如果以法國和美國的大革命算起，有兩百多年，西方現在這樣的民主制度嚴格地說是“二戰”後才最終確立的。美國也只是到二戰後才實現了現在這樣的普選。縱觀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其含義最基本的無非是兩個方面：一是，資源的開放以及逐步擴大保障人民的權利；二是政治權力產生和運行採取“多數決定”的原則。“大憲章”之所以被視為近現代民主政治的起點，就是因為開辟了權利保障的先河，當然還權力的制衡。而權力的開放，在西方政治史上那是很晚近的事情了。  　　為什麼威權體制下的國家能夠迅速實現工業化？這是一種普遍的、幾乎是世界性的歷史現象。包括亨廷頓在內的許多西方思想家理論家都注意到了一個歷史性現象。然而為什麼會有這個歷史現象？以往是語焉不詳。根據我們的研究，威權體制與工業化的關係，最根本的是：國民權利的保障，是經濟資源、市場對國民的開放，這與專制社會的特許是不一樣的。經濟社會權利的保障與資源的開放激發了社會動力，人民的生產積極性被釋放調動起來，為工業化提供動力。  　　威權體制促進工業化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國家權力的集中。過去講威權體制是市場經濟加政治專制，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在政治上，威權體制也是有變化的。我們說封建專制制度，它的權力指向是維護少數統治集團的利益，東亞的威權體制也有維持統治地位的因素，但它加入了不少其他因素。這些國家集中權力的目的有了很大變化，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是運用權力推進國家工業化，都是為了實施國家的戰略性發展。東亞國家集中國家權力用於我們所說的“戰略性發展”表現為四個方面：第一，制定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規劃；第二，提供一定的初始資本、啟動資金，如韓國的“新村建設”等；第三，發展基礎設施，包括建立開發區集約發展等；第四，建設法制、教育、文化等“軟環境”。  　　威權體制下的保障國民權利和集中國家權力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城市化階段形成一種十分特殊的政治機制和社會效應，即避免了“分配性激勵”，而形成了一種“生產性激勵”。所謂“分配性激勵”是在工業化時代，社會流動增加和社會成員身份大變動的時代，如果開放政治權力，就會為社會集團和個人通過政治參與和獲取政治權力以求社會流動和身份改變的機會和途徑。那樣的話，必然形成廣泛政治爭鬥，而這正是東亞國家早期自由民主體制下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所在。關閉政治權力通道，而放開資源，開放經濟社會權利，則形成了驅使各個群體通過經濟活動獲得社會流動、獲取財富和改變身份的機制，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生產性激勵。這是我們對威權體制重新認識。我們認為這是東亞國家與地區在不約而同地轉型威權體制並迅速工業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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