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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辛亥之變的價值觀基礎

http://www.CRNTT.com   2011-09-01 14:45:17  


 
  “天下為公”, 還是“天下為家”?

  但就是這麼個私下裡同樣羨慕“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的人,卻受朝中守舊權貴之命監視郭嵩燾,不斷密告郭嵩燾要“以夷變夏”,圖謀不軌,甚至連郭披了洋人的雨衣、看了洋人的節目單,都被他當成罪行來告發,他還在朝堂上詆毀郭嵩燾的學西言行是“迎合洋人,壞亂風俗”的大逆不道之罪。而且有趣的是,與他私下褒揚英國的“政教”卻不喜英國的“器物”相反,他公開對郭嵩燾學習船堅炮利的言論指責不多,卻猛批郭嵩燾離經叛道,破壞綱常,那罪名簡直十惡不赦。結果導致郭嵩燾徹底被罷黜,險些遭治罪。這到底是為什麼?

  據說就個人而言,劉錫鴻不滿於郭嵩燾只提名他為參贊而不是副使,並在薪水等問題上懷恨在心。但是在理論上劉錫鴻對自己的惡行自有一番解釋。他說“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參國事”,所以“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

  聽見了嗎?儒家雖講“天下為公”,但劉錫鴻知道那只是說說而已,只有英夷才當真呢,實際上咱們是儒表法裡,“天下為家”已經幾千年,“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權貴為此“一人”所豢養,萬般私利盡在其中,那是萬萬動不得的!

  但這樣的人還是“儒家”嗎?他詆毀郭嵩燾,體現的果真是“中西文化的衝突”嗎?如果是這樣,那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同樣不喜歡民主,他們也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嗎?劉錫鴻與郭嵩燾,猶如陳蘭彬與容閎,當時私下對中西的觀感其實都差不多,只是郭、容心口如一,而劉、陳口是心非。他們的區別到底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區別,還是幹脆就是中國文化中君子與小人的區別、“鄉紳”與“鄉願”的區別?

  至今人們還把劉錫鴻、陳蘭彬這樣的人稱為“清流”,如果這種口是心非、趨炎附勢、陽儒陰法、倚權謀利的“鄉願”之徒也算“清流”,那從孔孟到東林黨人大概都只能算“濁流”,而比劉、陳更“清”的大概只有魏忠賢了。

  顯然,當時就連陳蘭彬、劉錫鴻這些所謂“極端守舊派”也非常清楚帝制(“天下為家”)的不仁不義,憲政(“天下為公”)的亦道亦德。要知道那時還是洋務時代,離戊戌變法都還有幾十年呢,那個時代所謂“極端保守”者都已經這樣想(儘管絕不公開說)了,到了辛亥還能不立憲嗎?而清廷堅持不做虛君,發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最近看到有個先生寫文章說:我們過去“軟實力”老上不去,就是因為無意服從了人家的“話語霸權”,老在人家的話語體系中跟人辯論,被自由、民主、人權這些詞牽著鼻子走。這位先生說,用他們的話語肯定是爭論不過他們的,所以不如幹脆就拋掉這套話語,只談仁義道德。你拿民主這個尺子來量我,我還拿仁義這個尺子來量你呢!這樣我們就有話語權,就有軟實力,就主動了。

  真是這樣嗎?老實說,看了晚清這些人的議論你就明白:這不是什麼話語問題,如果我們像過去一樣拿百姓不當人,談民主固然理短,談仁義道德也談不過人家!戊戌前的這些人,從“進步的”郭嵩燾、馬建中、王韜、薛福成這些人,到“極端保守”的陳蘭彬、劉錫鴻,都是談仁義道德談出了“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的。他們都飽讀詩書,長了個儒家的腦袋,只是還沒有被“儒表法裡”腐蝕完,在“鄉願”社會裡還保留了一點“鄉紳”氣,他們還根本沒用過自由、人權、憲政這些詞,只是偶爾用過“民主”也還很詞不達意。但是,他們一到西方,就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不是“器物”上的,而是“政教”上的。用“民主”的尺子量有差距,用“仁義”的尺子量,差距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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