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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1-09-20 13:42:41  


 
沒有戊戌變法,何來辛亥革命?

  今年因為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報刊雜誌發表了很多相關文章。作為一個事變,以往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被湮埋掉的很多細節,現在逐漸都被發掘出來了,歷史的真相逐漸顯露。但另一方面,如果單單將辛亥年的事變看成是單純的事件史,而缺乏歷史-社會理論的支撐,實際上我們也依然無法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研究思想史的人愛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強調的是五四作為一場思想文化運動與晚清學術的前後承繼性,這就意味著不能把五四運動僅僅當成一種固定的靜態的事件來分析,必須要有歷史的動態的視角,才能知道五四運動從何而來。同樣,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戊戌變法運動,也就沒有辛亥革命,因為戊戌變法是辛亥革命的前身。如果沒有對戊戌變法的比較深入的了解,也不可能真正看清辛亥年政治上發生的大事變。

戊戌變法的背景:現代性登場

  首先講講戊戌變法的背景。今天回頭看清代中晚期所面臨的一些挑戰,從戊戌變法上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間差不多60年,在這60年間,對清朝統治者與士大夫階層來說,老大帝國的心態和制度都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在中日甲午之戰前,李鴻章主持洋務運動,他對洋務的認識基本就是兩個東西,一個是開發大炮,一個是製造輪船。他認為中國有兩個東西就不再怕外敵了。後來的士大夫對“歐風美雨”有著種種判斷,有的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認為西方列國的長處無非是船堅利炮,應該學習。還有西學東源說,認為西方的學說都是從中國古代傳出去的,現在又返回來了。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無論對於統治者還是士大夫階層都帶來很大的衝擊,因為在他們看來,日本原是東亞文明圈裡的蕞爾小國,經過明治維新竟然一躍而起成為東亞的強國,這就使主張變法維新的思潮占據了思想界的主流。當時主張維新變法的學說,一種是中體西用說,以張之洞的《勸學篇》集其大成,這是穩健派的主張。還有些激進的士大夫不但要求變法,甚至要求快變、全變,如譚嗣同認為:“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仁學》)所以應當統統顛覆。康有為則認為,“自道鹹以來,已稍知變法,然收效莫睹……不知全變之道。”(《日本變政考》)這種全變、速變的主張,如果是出自在野的士人,還沒有關係,可是它卻出自朝廷策劃變法維新的人,導致的問題就大了。

  現在來看,“歐風美雨”的深層意義在於現代性在中國的登場,對中國文明來說,這至少意味著三項新的事物:一個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或譯國民國家),清王朝在變法之前還是傳統的王朝國家,從政治學上講,民族國家可以是君主立憲制國家,也可以是共和民主制的國家,但是要通過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的歷史過程,才能最終完成這一轉型,除了國民、人口、主權這些東西外,更重要的是憲政和法治。第二,資本主義,或者用我們當代的語言說是市場經濟。第三是近代科學技術和近代工業體系。但是對於現代性所包孕的新事物,在戊戌變法前夜,朝野上下還沒有那麼清晰的認識。當時士大夫總結中國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第一是腐敗,第二是行政效率低下、組織機構叠床架屋。李鴻章說中國向日本宣戰,乃是以“直隸一省敵日本全國”,其他的各個省的人都在等著看他的笑話。第三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通過君主立憲,轉變成了近代新式的國民國家,中國王朝還是一個舊式的王朝帝國。後來梁啟超批評洋務運動,說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批評的非常深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變法運動。戊戌變法運動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改革比如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不同,它開啟的是古老的華夏文明在面臨現代性的挑戰之際,尋求新的社會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的歷史。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在慈禧太後的授意下頒布了“明定國是上諭”,宣布實行變法。9月21日慈禧太後收回了光緒皇帝的政治權力,恢復垂簾聽政,戊戌變法也就此終結。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宣布了一系列詔書上諭,這些文件包含的變法舉措大約有四、五十項,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項:一是科舉考試廢除八股取士,改成考策論取士;二是朝廷準備設立一個叫制度局的機構,作為維新變法的中樞機構。

  我們以往理解的戊戌變法,最多追溯到康有為1895年5月發動的“公車上書”。這種對戊戌變法的理解,實際上是把康有為等人的政治活動作為變法活動的中心的。康梁於變法失敗以後,師徒二人匆忙逃亡海外,出於自身的政治需要,編造了不少關於戊戌變法過程的歷史細節,後來以訛傳訛,謬種流傳。近幾十年,史學界經過考證辨偽,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歷史真相,特別是台灣學者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一書,大家可以參看。

  實際上維新變法運動,並不能依據康有為一己設定的標準,或者根據是否贊同康有為的政治與文化主張來站隊劃線,簡單的劃分為維新、守舊兩種政治力量的對立。那不過是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出於自身的政治需要編造出的一種臉譜化的變法史。上世紀四十年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在讀《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中,就特別指出:戊戌變法有兩個源頭:一是康梁等人;另一個是郭嵩燾、朱一新以及他的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等人。這兩個變法的派別和源頭,從表面上看都主張變法維新,但實際上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對立。這一分梳化解了我們過去傳統的那種同質的整體的戊戌變法觀。

  中國古代士大夫主張改革,一種是上行路線,一種是下行路線。上行路線是“得君行道”,士大夫得到皇帝的信任,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負,比如象王安石、張居正等人。還有一種是下行路線,即從地方做起。康有為實行的是上行路線,比較受人矚目;而另一派的的變法運動,是從地方做起。從1895年8月陳寶箴擔任湖南巡撫,到1898年9月陳氏父子被慈禧太後免職,湖南的變法維新共有3年左右的時間。而康梁師徒在中央朝廷搞的變法運動,只有短短的3個月,所以說是“百日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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