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 |
“中國消費”進場 | |
http://www.CRNTT.com 2012-05-22 11:13:52 |
兩個因素的影響尤其之大。一是稅收結構不合理,過多地依賴流轉稅 (增值稅、關稅、營業稅等),本質上是消費稅。由於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消費稅具有累退性質,低收入群體的有效稅率超過高收入群體,拉大了居民的當期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是房價的快速上升拉大了居民的財產差距,而財產代表的是永久收入,其影響更為深遠。從實證數據看,過去五年,房價增長快的省份,消費增長相對慢一些。房價快速上升本身也反映了人口紅利增加和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造成對住房的投資性需求。 最後,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在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也將原先由企業和政府承擔的相關儲蓄部分轉移到居民部門,客觀上擴大了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會平均儲蓄率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費。 ■ 消費長周期下半場:消費率趨勢性上升 展望未來,人口結構等因素正在發生變化,並將帶領中國消費長周期邁入下半場,消費率將反轉並呈現趨勢性上升。根據官方的統計,中部和西部的消費率近年來持續下跌,但東部地區的居民消費率已經企穩,從2008年的31%的低位上升至2010年的32%,顯示消費長周期的拐點可能已經出現、或者接近出現。 人口年齡結構顯示生產者/消費者比例在2015年或更早見頂,然後逐漸回落。工資的上升顯示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拐點可能在2004年-2005年就已經發生,我們估算,農村可轉移青壯年勞動力數量已經從2005年的1億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3000萬左右,可轉移的空間已經大幅減少。 勞動力供給的緊張將增加工資上漲的壓力,擠壓企業部門的利潤,提高家庭部門收入在GDP分配中的占比。同時,青壯年是社會上的生產者和儲蓄者,而老人和小孩則是淨消費者,所以隨著人口紅利時期結束,青壯年的相對人數下降,家庭的平均儲蓄率會降低。 從體制和政策層面看,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總體收入增長放緩,政府和企業對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擠壓將越來越不可持續,改革的壓力在增加。新一輪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稅制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房地產調控,都將在不同程度上促進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並縮小居民內部收入分配的差距,進而提高總體的消費率。 近幾年,社會保障體系覆蓋範圍擴大。截至2011年底,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比2004年翻一番。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達到4.7億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參與人數上升至2010年底的8.4億人,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補助標準未來幾年將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體系的改善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並降低預防性儲蓄,有利於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 稅制改革可以在降低稅負和結構調整兩個方面影響消費。降低稅負有利於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而稅收結構調整(降低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增加資源稅、房產稅等財產性稅收)有利於縮小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差距。 |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