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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知識、權力和責任

http://www.CRNTT.com   2012-06-26 09:02:06

知識和商業造就西方歷史 　　如果把西方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作一比較，人們就會對知識群體所起的歷史作用看得更清楚一些。簡單地說，知識和政治權力的結合造就了中國歷史，而知識和商業的結合則造就了西方的歷史。在中國，知識領域沒有任何獨立性和自治性。知識不僅是政治權力的一個內在組成部門，而且是高度依附於政治權力的。政治的最高目標是秩序，創造秩序和維持秩序。秩序就是要保持現狀，不但不追求變化，反而阻礙變化。很容易理解，作為傳統中國社會知識群體的主體，儒家發展出了世界上最為發達的統治哲學。 　　在學術界，學者一直在討論中國和西方社會的“大分叉”現象：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類似於歐洲的資本主義體系，儘管中國的歷史上也出現過諸多資本要素？為什麼中國沒有演化出近代商業制度，儘管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也有相當發達的商業活動？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儘管中國傳統上也曾經擁有發達的技術？這些問題當然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不過，在回答這些問題時，人們過多地強調客觀的生產要素，在中國和西方的不同組合，而忽視了知識體系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一些學者觀察到，在其他任何社會，技術知識一直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不斷地積累，積累到一定的程度，產生一個突破口，技術就會發生飛躍式的進步。但在中國則相反。很多技術不僅沒有積累性質，反而會倒退。中國的王權和知識一體化，把政治秩序看得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當一種技術被王權和士大夫階層視為是會對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產生負面影響的時候，他們選擇的是抵制、放棄甚至毀滅技術，而維持政治秩序。  這和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西方，知識走的是一條和商業合作和結合的道路。商業首先促成了知識和教會的分離。商業和知識的合作在文藝復興運動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商業需要世俗知識，而知識界則滿足了這個需要。此後，商業也促成了政治和知識的分離。商業需要能夠支撐其商業運作的知識體系，尤其是法律體系。再者，商人也擔心政府的力量過分強大，知識和政治權力的分離能夠促成商業利益的最大化。知識界爭取和政治權力的分離，其背後的力量又是商人。很多西方國家，大量的教育機構，尤其是大學，都是私立的。這完全是商人的功勞。沒有商人在背後，很難想象西方能夠發展出如此獨立於政治權力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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