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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鎮化的幾種潛在風險

http://www.CRNTT.com   2013-01-14 08:20:06

在拉力的就業方面，通過“三縱兩橫”產業重新布局和產能重新分布，發展中西部產業群以帶動周邊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形成對應的產業支撐，能夠很大程度上增強中小城鎮的拉力。同時通過戶籍制度的戶籍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增強非農就業的吸引力，持續穩妥推進城鎮化發展。 　　在拉力的居住方面，通過廉租房建設、城鄉結合部改造、棚戶區危舊房改造，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房屋供給，以滿足進城農民的市民化需求。就業和居住問題都能有相應解決方案，極大降低貧民窟和收入差距惡化的風險。 　　在推力方面，通過土地制度改革，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和探索土地流轉模式，保障失地農民的利益，使其不至於變得一無所有而被推向貧民窟集中區。徵地制度的改革也將規範地方政府的徵地行為，抑制其徵地衝動。最後，再配合財稅體制改革，緩解基層政府的財政支出壓力，從根本上改變其行為邏輯，更多地偏向為轄區常住人口服務，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老齡化挑戰：勞動力供給不足和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 　　文章分析，從1950年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的變動趨勢看，隨著經濟增長，各國的總和生育率都趨於下降，但降速差異很大。60年中，全世界從4.95下降到2.52。美德等早期工業國家在60年間大概下降1個單位。下降最快的是韓國，從50年代中後期的6.33下降到2010年的1.29。中國80年代前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因此在1970-1980年短短10年間，總和生育率從5.94下降到2.93，一直到最近的1.64，目前可能低至1.18。中國的婦女生育率水平總體上低於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觸及發達國家的低水平。 　　中國的人口預期壽命持續上升。60年中，世界人口預期壽命從47.66年上升到67.88年。除了起點不一樣外，各國的增速相似，每五年平均上升1~2年的預期壽命。中國在70年代前處於較低的45年左右，而後快速上升至60年，在2005~2010年間達到72.71年預期壽命。中國目前的人口預期壽命高於世界水平，一方面婦女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18，一方面人口預期壽命上升到72，在發展趨勢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很自然地，整體人口的年齡結構將趨於老齡化。 　　老齡化引發的最為嚴重的問題是老年人口數量相對於青壯年人口快速上升。中國總體水平較低，1950年為每百人撫養8.7個老人，2010年上升為每百人撫養12.7人。同是人口大國的印度從1950年的6.4上升到2010年的9，增加2.6，同期中國增加了4。因此，對於13.47億人口規模的中國而言，老年撫養比升速不容忽視。 　　老齡化主要通過影響經濟增長和加大養老金支付壓力影響城鎮化進程。在生育率持續下降和老齡人口比例持續上升的情況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必然下降，這將給未來的城鎮化發展帶來兩方面的挑戰：勞動力供給不足和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首先，勞動力供給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的持續增長，當拉動城鎮化的基本動力源熄火，城鎮化發展也將面臨停滯。第二，新型城鎮化要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因而進城務工的農民也將逐步享受養老保險的基本保障，這對於目前“現收現付”的養老金支付系統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困難。隨著農民工將家庭一同遷至城鎮，其老年家屬的養老問題將加重養老金系統的負擔。過去農村老年人口依靠土地、依靠親屬養老，未來城鎮化需要解決失地農民的大量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 　　老齡化的挑戰固然存在，但風險可控，由其做出推斷：十二五期間有望逐漸放寬二胎政策和適當延長退休年齡（例如每5年延長一年），使得人口紅利部分恢復，這也是國家資產負債表可持續性的要求。 　　第一，關於勞動力供給問題。老齡化阻礙經濟增長的前提是當前的經濟增長方式不變，即依靠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偏向投資與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新型城鎮化的重大意義是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即通過“深度城市化”釋放農村居民的消費潛力，促進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偏向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轉為依賴於內需的增長方式。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不再嚴重依賴於數量巨大的青年廉價勞動力時，老齡化的風險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雖然非農勞動力數量上難以再有大規模增加，但是目前農民工的非農就業時間平均4個月，勞動時間上仍存在很大提高空間。同時，我們判斷十二五期間二胎政策將有所放寬，人口紅利部分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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