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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國經濟“珍瓏棋局”

http://www.CRNTT.com   2014-08-25 09:29:28

近兩年以來，有關宏觀政策如何在“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實現兼顧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需要通過降速來為結構性改革騰挪空間。但今年一季度GDP增速由上季度的7.7%回落至7.4%之後，管理層隨即出台了包括定向降准、減稅等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相應二季度GDP增速再次回升至7.5%，由此對於當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和宏觀調控的舉措的爭議再度升溫。 　　如果說過去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實現多年的高速增長，一方面在於增量改革的空間巨大（眾多非市場化領域的存在和要素供給的充裕），另一方面也在於經濟潛在增長的動力十足（工業化、城鎮化和國際化）。如今這兩個因素均面臨巨大的瓶頸，中國經濟在增長、發展、穩定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問題，如果做一個比喻的話，就像金庸在《天龍八部》中所寫的那個進退兩難的“珍瓏棋局”，而破解此“棋局”也自然成為順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6年內還有兩次增速拐點 　　截至2013年，中國人均GDP已超過7000美元，人均收入也超過了5400美元，按照2011年世界銀行的劃定標準，中國已經步入“中上等收入國家”之列，位列全球第89名。而2002年時，中國人均收入才剛剛突破1000美元，這意味著僅用了12年的時間中國就完成了由低中等收入國家向中上等收入國家的跳躍。 　　支撐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一轉變的主要包括四大紅利：人口、全球化、城鎮化和市場化。 　　伴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隨後各國政府採取史無前例的反危機措施，全球經濟相應由危機前的“低通脹、高增長”的黃金期，進入到以經濟波動為主要特征的復甦期。對於中國而言，不斷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逐漸凸顯，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催化下，快速進入到“四期叠加”階段：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紅利因素轉換期。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並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未來5年乃至10年發展的總體框架和重點部署，在頂層設計上已經為未來中國經濟制度性紅利的再次集中釋放，做出了準確而清晰的準備。但是不容置疑的一點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順利推進，取決於當前經濟是否順利實現過渡，如果走不好，那麼今後改革可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和障礙。 　　需要明確的是，今後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減速並不是為了順利推進改革、需要經濟主動降速，而是內生性肯定要降，這可以從幾個方面反映出來。 　　第一，投資中國的回報率較危機前已大幅下降。自2008年危機爆發至今，中國單位產出的資本投入平均比值已升至7左右，即增加一個單位的經濟產出，需要追加7個單位的投資，而危機前該比值還不到4。 　　第二，製造優勢普遍面臨開工不足的困境，產能過剩嚴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12年3月份以來，中國工業品產出價格（PPI）至今已經連續28個月為負增長，其中包括鋼鐵在內冶金行業更是連續31個月負增長，化工和煤炭行業則分別連續29個月和25個月負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2012年的國別報告中，曾指出當前中國資本產能利用率已從危機前的80%降至60%左右。 　　第三，中國經濟的整體財務成本也在快速上升。按照社會融資口徑，目前政府、非金融企業和家庭居民三者合計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規模約在5.5萬億元，約為GDP的十分之一。 　　第四，勞動力不便宜。綜合世界銀行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估算，中國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於2010年達到峰值的74.5%，截至2013年末，該比例已經降至73.8%，年均降幅0.2%，在人口政策沒有出現方向性調整之前，意味著每年適齡勞動力人口減少的絕對規模在300萬人左右。 　　第五，勞動生產率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在2007年達到14%的峰值之後，就開始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而近年來工資上漲速度已呈現出快於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和中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 　　第六，國際收支的逐漸平衡後，中國貨幣供給機制發生變化。危機後，中國經濟運行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國際收支的逐漸均衡，如果與金融危機前相比，國際收支的均衡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中國經常項目差額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10%已經降至目前的2%左右，同時2012年伴隨中國資本項目首次出現逆差，也表明多年來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失衡狀況已發生拐點性質的變化。國際收支均衡意味著中國內部儲蓄和投資的缺口逐漸消失，以外匯占款為主的內生性貨幣供給機制也相應弱化。 　　可以顯見的是，在前期紅利因素衰減和未來改革紅利尚未釋放之前，新的強勁增長動力尚待形成，中國經濟必將經歷一個降杠杆和去產能的過程，期間經濟運行呈現脈衝式的小幅和反覆波動特征，中期而言，繼2012年經濟增速降至8%之後，預計隨後還會經歷兩次增速的拐點：2015年降至7%以下、2020年降至6%以下。因此，中國經濟增速台階式的下降應該是必然的，並不存在為新一輪改革鋪路的問題。 　　反危機措施後遺症 　　1998~2002年期間，中國首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財政支出/財政收入”的比率均值為1.12，該比值在五年間升幅高達20%，屬於典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反觀2008年至今，這一比率均值僅為1.06；同時本次金融危機以來的“財政赤字/財政收入”的比率均值為6%，也顯著低於首次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的12%。因此，與十年前積極相比，這次政府直接支出更偏謹慎，轉而通過向地方政府釋放金融配置權的方式來間接“積極”。 　　由於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金融配置權，意味著中央對地方投資饑渴症和財務約束的放鬆，也就出現了融資平台、影子銀行快速擴張和金融加速脫媒等問題，這些金融變化又進一步推動了家庭居民金融介入程度的加深。 　　按照央行公布的社會融資總量（Total Social Financing，TSF）的口徑，在金融危機前，通過非信貸融資渠道一年釋放的融資量在2萬億元以內，僅為信貸融資的一半，而全社會一年的融資需求在6萬億元左右。金融危機以來，雖然信貸投放很快，但和非信貸融資相比，還是增長偏慢很多，目前全社會一年需要的融資總量約在18萬億元左右，其中非信貸融資占40%左右。 　　社會融資結構的快速變化，產生了“金融和實體冷熱不均”的異化問題。根據16家上市銀行年報數據測算的結果顯示，每年社會融資實際發生額由2007年的29萬億元已快速升至95萬億元，期間在非信貸類融資比重的上升、融資期限的短期化以及融資成本的變化等因素推動下，在社會融資中，借新還舊和利息支出的比重呈現上升趨勢，而相應真正體現為進入實體經濟的新增融資比重則不斷下降，目前已經降至13%左右，產生了近兩年來“金融和實體冷熱不均”的問題。 　　此外，截至目前，除了存款利率仍存在上限管制之外，其他各類資金基本實現了市場化定價，即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就剩下存款利率最後的“驚險一跳”了，同時伴隨銀行理財（WMP）、同業存單（NCD）和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CD）等替代性金融產品的發展以及互聯網金融的興起，實際上部分具有存款功能的金融產品也已實現了市場化定價，今年兩會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更給出了中國利率市場最終完成的粗線條時間表，他表示利率市場化可能在一兩年內就應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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