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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社會結構的生長點

http://www.CRNTT.com   2016-07-28 06:53:50

中評社北京7月28日電／由於經濟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型，尤其是在“十二五”時期的結構性轉型，已源源不斷地將這個結果傳導到了社會領域，從而促動了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實，進一步固化了社會結構轉型的大趨勢，並強化了後工業社會和中產化社會的特征，使之成為中國新社會結構的生長點。而這個生長點也必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 　　後工業化與新社會結構的生成 　　北京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研究員秦雲天文章分析，1、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力一直穩定上升，其同比增速為8.4%，遠高於“二產”的6.0%和“一產”的3.8%。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重，2015年前三季度達到51.4%，比2014年同期高出2.3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出10.8個百分點。這說明，服務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產業。如果未來消費完成了從產品消費向服務消費的轉變，則中國一定會長期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2、服務業成為勞動力人口的主要就業領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服務業，從業人員所占比重就在波動中趨於上升。2000年其從業人員所占比重達到27.5%；2010年達到34.6%；2013年達到38.5%。從2013年開始，服務業從業人員超過了農業從業人員而成為勞動力人口最主要的就業領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務業從業人員還在繼續增長，並使之穩定地成為勞動力的主要就業領域。 　　3、中產化社會的來臨。在服務業產值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服務業從業人員又成為全社會主要從業人員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勞動力顯示出了“白領化”趨勢。而勞動力的“白領化”，就意味著中國社會的中產化，也意味著中產階層的崛起——主要是新中產階層的崛起。中國的中產化過程，會在“十三五”時期突出地表現出來。 　　4、消費社會的來臨。中產階層崛起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其會帶動整個社會的消費升級。中國人的消費水平，在從溫飽型階段轉變到總體性小康階段，再逐步轉變到全面小康階段的過程中，有了本質的改善。一個規模龐大的中產階層的出現，又必將使其向富裕型消費階段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居民收入的翻番提升，則更會支持消費社會的發展。而整個社會的消費模式，則會伴隨社會轉型的加速而從生存性消費轉變到發展性消費。 　　5、網絡社會的強化。“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使中國在進入中產化社會和消費社會的同時，也進入到了網絡社會。此外，由於人口流動的加快，人們對網絡的需求將與日俱增。網絡社會的來臨，反過來又促進了消費社會的發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網絡社會的來臨，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與信息傳播方式。 　　6、老齡化社會的加深。在2000年人口普查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自此開始，中國步入了老齡化國家的行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老齡化水平上升到8.87%。2014年的老齡化水平上升到10.1%，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有的快速老齡化社會。在老年人口規模及其占比迅速上升的同時，中國少兒人口所占比重卻迅速下降。另外，在整個“十三五”時期，中國的勞動力人口都會處於下降的態勢。 　　新社會結構生成中蘊含的挑戰 　　文章表示，原來那種在犧牲資源環境基礎上以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的結合而形成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完成了製造業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並形成了強有力的“中國製造”。但舊動力的不可持續性與國際經濟形勢的低迷，已迫使中國經濟處於下行壓力之下，這也正好與世界經濟的衰退過程耦合在一起，於是，世界經濟的康德拉季耶夫長波與中國經濟自2008年以來調整的周期性短波同時發生了作用，從而產生了像熊彼特所說的破壞性創新過程。這使中國社會的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發展過程的不確定性同時也蘊含著一系列挑戰。 　　1、中產階層在成長中具有脆弱性。 　　經濟波動的程度，會給中產階層的成長帶來諸多風險。具體來說：中產階層——尤其是新中產階層是一個受雇的白領階層。他們的經濟收入，完全取決於雇方經營狀況的好壞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狀況的穩定性。一旦遇到經濟大幅度下滑，剛剛成長起來的中產階層的收入將下滑，其生存狀況將受影響，其對未來的擔憂會增加，這也會消解其消費的積極性。再看中國老中產階層艱辛維持的實體店營生，在電商的蓬勃發展中，已經面臨利潤進一步攤薄的命運。 　　中產化社會的來臨，往往伴隨大量的人口流動，也會伴隨全社會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長，還會伴隨人們所學專業與擇業崗位匹配困難程度的增加——在個體意識強化的過程中，人們的結婚年齡會不由自主地推遲，終身不婚的人口占比會趨於上升，結婚者的離婚率也會居高不下，同居家庭所占比重也會走高——這一切都使中產化社會與社會的個體化和原子化密切相關。現在，在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人們的平均初婚年齡，男性已經接近30歲，女性已經接近28歲。 　　在家庭人口規模趨於縮小的過程中，社會的個體化本身就預示著生存風險的上升。如果社會保障難以讓社會個體獲得安全感，則中產階層的階層認同率就會長期趨於低下。 　　正因為中產階層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發達國家中，伴隨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中產階層的人數占比也會發生萎縮趨勢。比如，從1980年到1995年，美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就減少了4.4%，澳大利亞中產階層人數減少了2.6%，英國中產階層人數減少了3.9%。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表現，就是出身於農民和工人階層家庭的子女，難以流動到中產階層的陷阱——是社會流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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