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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共識——尋找全球化的新動力和新結構

http://www.CRNTT.com   2016-09-08 07:19:11

全球化4.0：中國如何重回世界之巔 　　文章分析，，從全球化大航海1.0時代，中國王師艦隊的黯然退場和閉關鎖國，到英國主導的全球化2.0時代，“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大分流和被邊緣化，再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3.0時代，中國全力加入世界工廠，以極大的投入和代價進行和平的原始積累。中國於1978年通過改革開放開始了重歸世界之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多人歸功於改革，其實開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當然兩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場化導向，而開放則是更大範圍和更高層次的市場化，那就是全球化，最高層次的市場化。某種意義上改革就是對外開放，對內放開，而這無疑是中國獲取成功的必要條件。當下中國是如此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特色大國外交密集深入，對外關係構建縱橫捭闔，全球戰略思想正在推陳出新。通過進軍新全球化4.0階段，中國正在一步一步回到世界之巔。 　　2015年3月，中國正式推出“一帶一路”規劃，一方面這標誌著中國對外戰略基本態度由韜光養晦向奮發有為的積極轉變;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力圖引領區域治理的重要嘗試。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反覆強調的是“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正是在吸取舊秩序的經驗和教訓——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個平行的霸權結構，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進全球化3.0中因為個別國家一家獨大導致的全球治理結構難以優化和進化的缺陷。這也是“先邊緣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國自身改革經驗的發揮和靈感的閃現。中國需要在全球化4.0時代再次校正國家戰略，重新定義其對外利益交換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適當的貢獻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在升級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國必然會有全新的對外利益交換格局和攻略——以貿易加深跨國經濟聯繫，以投資輸出產能和資本，並在這兩個過程嫁接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最終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會伴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而提升。中國可以在維持原來的大循環，即傳統的三個世界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的格局一段時間不變的情況下，全力布局小循環：即以中國為核心-周邊國-資源國-外包國-科技國(美國)-品牌國(歐洲)的新價值鏈和新動力格局，進而突破原來的三個世界和G2的僵化格局，打破以中國製造、美國消費為主的循環圈，從輸出廉價的中國製造，升級到輸出工程、服務、產能、投資和資本，以至最終的貨幣——即人民幣國際化，參與全球貨幣競爭。 　　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如何與守成大國博弈，無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研究挑戰，當下的世界仍然局限在多元文化衝突的權利角逐和對各種異質文明差異性和優劣爭辯之中，我們的研究致力於一個更為整體的世界觀和歷史進化論，儘管只存在一個統一的框架或者思路會顯得淺薄並情緒化，但這會讓群情激奮而又支離破碎的世界產生新的希望。偶然中存在必然，混沌中變得清晰，全球化的高潮和低谷也是人類文明的起起落落。美元或者說美國次序感，是最近歷史過程中從金本位破產以來，最具生產率、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種世界經濟次序安排，它恐怕不是那麼全部適合一個大型的、競爭性的、轉型的、最古老的經濟體。 　　更有趣的可能是中國應當如何與世界溝通？例如面對中國缺席TPP，國內不少人表達了從失落到憤懣的各種負面情緒和解讀，而此前美國朝野關於“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猜忌又何嘗不折射出美國的焦慮呢?基辛格有一個頗為有趣的觀點是——東方主陰習慣長遠謀劃，西方主陽則常常直來直去，所以東方把西方的陽當作陰即某種形式的陰謀論，如TPP，如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而西方把東方陰當作陽即挑釁和進攻，如“8•11”人民幣匯改。真是如此臉譜化嗎?韜光養晦並非光榮孤立而是全球化3.0下面悶聲發大財原始積累，“一帶一路”也不是門羅主義而是全球化4.0下面的包容性一體化互聯互通，最終世界秩序始終是新一代全球化的理念和感召力的大比拼。東西方是否可以找到合適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以免阻礙溝通形成戰略誤判，最終導致全球化停滯甚至反轉呢? 　　杭州共識：開啟全球化4.0新動力 　　文章認為，當下全球治理的核心還是在經濟金融方面，國際經濟秩序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過兩次大的變化。一次發生在西方內部，上世紀70年代初，第一代生產國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美國經濟優勢削弱，形成世界經濟美歐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美國憑借霸權強勢和美元體系化解困境，繼續領導G7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另一次則發生在新世紀初期，以第三代生產國中國為領頭雁的新興經濟體集體崛起、發展速度前所未有。雖然歐美日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但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IMF的數據顯示新興市場的GDP占到全球的50%，社會財富占70%，貿易量占50%，投資占65%，近五年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近50%，非洲大陸近10年經濟增長率年均超過5%，而G7的GDP總和則跌至全球總量的30%。 　　為了反映這一趨勢力量的變化，相應在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層面，2008年開始的G20取代G7成為全球經濟治理、討論世界經濟和金融問題的主要平台。20國集團成員涵蓋面廣，代表性強，該集團的GDP占全球經濟的90%，貿易額占全球的80%。 　　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G20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的關鍵時期，G20和整個世界都對即將在中國杭州舉辦的峰會寄予厚望和期待，希望作為主席國的中國能像應對金融危機之初，凝聚G20所有成員的共識，並提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方案，協調和引領G20 成員從根本上重振世界經濟，大力推動結構化改革，解決困擾各國和地區的深層次矛盾，實現G20作為全球經濟首要的治理協調平台的再次成功轉型。 　　中國思想、中國主張、中國方案令世人矚目。中國為峰會設定的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把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作為四個重點領域著手峰會籌備工作。 　　“創新和活力”——解決的是世界經濟的賦能問題。創新發展才是經濟持續增長永不枯竭的動力源，新增長動力必須而且只能從創新中去尋找、去發現。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傳統產能嚴重過剩，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嚴峻現實。因此，只有通過創新驅動，在體制、機制、業態、科技、文化多方面改革和創新增長方式，來重新創造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給，才能提升世界經濟增長潛力。推動創新驅動、打造新增長源、盡快實現新舊增長動力轉換。 　　結構化改革是活力的重要源泉。通過各國內部加快經濟改革和轉型發展，激發各自的經濟活力。改革不適合創新發展的經濟體制機制，已成為中國經濟新常態下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必然途徑，也應該是其他國家特別是G20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 　　“聯動”——解決的是世界經濟的互動問題。在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經濟問題日益複雜化、各國經濟政策日益分化和碎片化、各種保護主義日益泛化的背景下，需要號召各經濟體進一步樹立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意識，通過更好的宏觀政策協同，來共同應對短期的金融風險和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失速的風險，以推動各國經濟實現全方位的互聯互通和良性、密切互動。 　　這就需要G20發揮引領作用，建立名副其實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聯動機制，特別是金融、財政、貨幣和貿易政策的溝通與協調;賦予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機制實實在在的協調功能，以具體協調G20經濟體的經濟和金融政策;主要經濟體要有全局觀，其經濟和金融政策需要增強透明度，多考慮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避免負面溢出效應。例如美聯儲的加息政策和中國匯率調整，可以通過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等機制與G20成員做充分溝通。 　　此外聯動還包括，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通過更加強有力的全球互聯互通的建設，提升欠發達地區的增長潛能，提高其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地位，增加世界經濟的增長活力。例如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為全球平衡發展提供思路與動力。兩個實質性創舉，一是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希望通過自身發展經驗、技術與資金的積累，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做貢獻，帶動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以拉動經濟增長;二是中國倡導的多邊合作或雙邊合作新模式，如以絲路基金為基礎，帶動國家和民營資本與沿線國家合作搞基礎設施和產業園區建設，進行國際產能合作。這都說明中國願意承擔經濟和政治大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責任。 　　“包容”——解決的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平等問題。世界經濟之所以發展不平衡，不是發展中國家的錯，更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世界經濟體制機制原本設計是有缺陷的，現在全球化3.0的問題暴露出來了，原有發展模式潛力業已消退。這就要全面推進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的新治理模式，改革全球治理體系，提高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整體話語權。此舉不僅將使各經濟體共同參與世界經濟治理、共同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增長，還將使世界經濟增長紅利更好地為各國人民共享。 　　必須考慮全球治理體制機制的系統性改革。特別是改革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主的原有全球治理框架，使其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以發揮真正的監督和協調作用，作為支持G20的輔助機構，能夠做到G20領導人達成的協議得以有效執行、令行禁止。 　　同時考慮將更為有代表性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升級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容納人民幣成為儲備資產的補充，以彌補未來全球無風險資產的缺口，大力推動SDR應用範圍(有趣的對照是1944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bancor的失敗)，構建中美/中歐/中日/中英等主幹型貨幣互換網絡以便為全球提供充足的安全資產池，以維護全球經濟的流動性支持和保持匯率體系的相對穩定，嘗試構建更為包容、均衡、前瞻和可持續的全球貨幣“西湖體系”，或者至少埋下適宜早期收獲的種子，期待它有朝一日長成為參天大樹和世界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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