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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中國不高興”的情緒？

http://www.CRNTT.com   2009-03-31 10:30:32

上升期的精神焦慮和騷動 　　筆者認為，《中國不高興》是中國新發展階段裡的產物。這個階段就是指中國已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歷了十幾年的飛速發展，整體國力大幅上升，國民自信心增強，而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出現了在國力衰落期所不可同日而語的新態勢。與此同時，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積聚了許多問題和矛盾。所有這些內外挑戰都迫使一部分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更多思考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方向，並為此提出自己的主張。 　　問題是，在國家處於上升期的這種民間情緒和知識分子的焦慮，背後是否有足夠的理性精神支撐？任何一個大國在崛起期產生的“大國心態”，就其本義而言都無可非議，但“大國情緒”如何做到不只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 　　同樣，理性精神雖然源於西方，但在過去數百年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因此理性精神如何做到只是“親西方”的代名詞？在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亞洲後發國家的上升期，民間和知識分子的內心騷動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間必然有正常的愛國情愫和稍顯盲目的情緒。但若這樣的精神騷動長期停留在騷動的層面，那顯然不是一個成熟大國的國民心態。 泥沙俱下後需要思想梳理 　　行文至此，已經觸及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即在中國上升期，國民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是如何。從以往一些大國的崛起看，其歷程必然伴隨幾個階段：首先是物質崛起期，包括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期。 　　後者往往是因成就與矛盾兼有的狀態而產生，其特征是各種思潮如泥沙俱下，從而出現思想史上一段極其混亂的時期。但問題是，泥沙俱下之後，必須有一個洗滌乃至洗禮的過程，必須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啟蒙推動全民精神世界逐漸走向成熟。 　　在西方崛起過程中，英法等國比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而德日則是失敗的例子。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普遍存在一種急迫與焦慮交雜的情緒，不知道如何在自信與傲慢、內斂與膨脹之間保持平衡。“明治維新”僅完成了物質現代化的過程，沒有最終完成日本民族精神的現代化。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早期愛國思想家，到了晚年都淪為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者乃至帝國主義者。日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也經歷了民族發展歷程上的重大曲折。 民族精神成熟的良機 　　以此來看《中國不高興》及其所代表的情緒，那就首先必須承認，其作者群是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內政外交和知識群體現狀的批評也入木三分。問題是，該書在邏輯上僅停留在情緒的表層，缺乏理性精神，其立論或結論往往顯得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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