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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如國畫。經過徐悲鴻等人的努力,中國畫的技法不僅得以改良,而且得以進入高等教育的殿堂,與西畫分庭抗禮。新興的“國畫”與傳統的院體畫、文人畫和工匠畫有血脈相通的淵源關係,同時又具有創新元素,加上國畫本身根底厚,名家多,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技法傳承,大量古典著述和作品也借助新的印刷手段而廣泛傳播。 

  由上不難看出,“五四”破壞最多的,不過是所謂舊文學。但白話文的興起,包括孔教地位的動搖,則不能都歸因於“五四”。至於舊倫理和舊禮法,雖受到挑戰,但也只是在很小的範圍內受到了衝擊。而舊政治、舊宗教、國粹等,則基本上不曾被改變,既有挑戰也敗得一塌糊塗。

五、“五四”自敗的例證 

  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斷定,任何一種人類文化,都有它的持久性和獨立性。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斷裂與被改變,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經歷相當漫長的時期,並且要有相當的社會變革的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不可能對舊的文化和舊的傳統造成破壞性的後果,其原因恰恰就在於它遠不具備這樣的時間和基礎。盲目的破壞與改造,很大程度上連破壞者或改造者自身都無從適應。換言之,傳統的東西並不那麼容易被破壞,因為破壞者自己實際上往往就還是舊傳統的背負者甚或繼承者。而當傳統依舊流淌在多數國人的血管裡的時候,破壞者即使想不妥協,也很少可能。 

  以被胡適當年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為例。吳因在《新青年》上發表《吃人與禮教》、《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等文章,倡言“非孝”,因而受到胡適的重視。但吳虞骨子裡卻是一個深受舊傳統、舊文化影響的舊文人。僅舉兩例: 

  (1)舊禮法的影響根深蒂固。 

  吳虞在“五四”期間的1920年3月21日首次致函胡適,充分表現其人非新式人物也。函稱: 

  適之先生道鑒:伏處西陲,欽仰高風久矣。頃接女桓來書,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紹女桓,且為擔保,感荷無量,叩頭叩頭。……弟前做《說孝》一篇,此間頗多反對,甚至於衛戍司令部控告弟同孫少荊為過激黨,真可笑矣。此篇曾經郵寄教正,不知到否。……《星期日》現改上弟編輯,先生如暇,敬乞賜稿一二,以光蕪報,至感至盼。手此,即頌著祉。弟吳虞再拜 

  《新青年》倡導白話文已有兩三年時間,鼓吹破除舊禮法也已多年,吳去信本為響應,但信之格式、語言全為舊派。不僅“道鑒”,還謙卑至極地滿篇用些“伏處”、“欽仰”、“敬悉”、“敬乞”之類的用語,甚至還要“叩頭”及“再拜”雲雲。再看看他的照片,僅從衣著上就一點也找不到他新派的影子。 

  (2)舊文化、舊倫理的影響如影相隨。 

  查吳虞日記,我們發現他從1915年開始就不斷買婢蓄妾,還挑三揀四,又要看嘴唇厚不厚,又要查有沒有狐臭,買到後還不許回家探親。1931年60歲,1939年年近70歲,還先後納過兩妾,都不過十六七歲。其做北大教授時一邊寫信調查妻子在老家是否規矩,一邊自己出入妓院,喝花酒,爭名妓,甚至把給妓女寫的詩印成傳單供妓院散發,還投稿到報上去發表。而對自己的妻女妾婢,卻極為專制。如此之反孔“英雄”,實為那個時代新舊思想矛盾衝突的產物,時代之未到啟蒙階段,顯而易見。 

  因為新時代之未到,故僅靠人為破壞或創造,也大都經不住環境的作用和傳統的作用,改了也會變回來。僅以胡適為例,我們只要注意到其“五四”前後書信中稱謂、用語及格式的變化,就不難看出傳統與環境的影響在胡適的身上有多麼大。如1907年他給年齡接近、但兩人系叔侄輩的“發小兒”胡近仁去信,稱謂是“近仁老叔大人尊前”,又是“老叔”,又是“大人”,還要“尊前”,內文談及胡近仁均稱“吾叔”,胡的話或文,甚至還要用“辱示”或“垂示”,信末還要“道安”並“頓道”,真可謂禮數周到,恭敬備至,極合傳統禮法。但1914年胡留美後,其稱謂就有了變化了。“大人”、“尊前”之類的沒有了,變成了“近仁老叔足下”,內文中也不再太過講究禮數了,不過“首”依舊要“頓”,謙卑之詞也還在用,如“乞寄示”、“乞見示”之類,還是文言文寫法。而等到他開始發起文學革命,開始猛攻舊禮教、舊禮法時,其信稱謂之類的變化就更明顯了。如1918年給胡近仁信,輩分的稱謂不見了,僅直呼“近仁”,並加一“老友”以示親熱。落款也只剩下一個“適”字,只留了一個“上”以示尊重。到1920年,胡適幹脆完全用白話文寫信了,“老友”和什麼“上”之類的,都不用了,變成直呼“老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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