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身陷艾滋病泥潭乃社會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09-11-02 11:10:47

中國億計的農民工群體中，誰又能說清楚還有多少艾滋病毒與跨進門檻的農民工發生過親密接觸呢？ 　　中評社北京11月2日訊／《華商報》今天刊登評論員單士兵的文章“當農民工身陷艾滋病毒的泥潭”，文章表示，“農民工身陷艾滋病毒的泥潭，其實就是這個群體生存狀態的一種表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農民工感染艾滋病毒後，不僅僅在異鄉的打工人群內部傳染，還把疫情帶回故鄉。這讓我想起了孫立平教授曾經分析過的那種‘窮人禍害窮人’的底層淪陷過程——社會墮落的時候，窮人也會隨之而發生墮落，而他們墮落的過程甚至超過了整個社會的墮落”。文章內容如下： 　　經歷過一段漫長的遷徙，在內心，我越來越把更多的地方都當成了故鄉。有許多發生於他鄉的悲情，都能輕易喚起我對“故鄉淪陷”的憂心。 　　現在湖北崇陽縣的艾滋病感染情境，就帶給我一種“直把崇陽作故鄉”的沉痛。截至今年9月底，湖北崇陽共發現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間感染。崇陽的艾滋病患者基本上都是農民，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在外打工時經性途徑感染。 　　畢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有著數以億計離開故鄉的農民工群體。誰又能說清楚，在異鄉的夜晚，在那些燈光昏暗的發廊里，到底還有多少艾滋病毒與跨進門檻的農民工發生過親密接觸呢？ 　　農民工那種“孤島”生存狀態，是不難想象的。在異鄉逼仄的空間里，年輕力壯的他們一邊忍受著精神文化的空白，一邊分泌著荷爾蒙。事實上，這些年有關農民工找小姐、性騷擾、性犯罪的報道，一直層出不窮。這些在異鄉如同“聯繫鬆散的土豆”，很多意志薄弱者根本無力去抵禦那些所謂的淪陷與墮落。 　　農民工身陷艾滋病毒的泥潭，其實就是這個群體生存狀態的一種表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農民工感染艾滋病毒後，不僅僅在異鄉的打工人群內部傳染，還把疫情帶回故鄉。這讓我想起了孫立平教授曾經分析過的那種“窮人禍害窮人”的底層淪陷過程——社會墮落的時候，窮人也會隨之而發生墮落，而他們墮落的過程甚至超過了整個社會的墮落。 　　“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魯迅曾這樣說。在今天，沒有必要再以過多的道德眼光去打量這種“窮人禍害窮人”現象。不要忘記，有太多的道德缺陷，也都是深植於制度不公的土壤中。這裡我無意於再去重複那些對農民工產生剝奪的勞務歧視，只想簡述一下感染艾滋病毒的農民工將面臨著怎樣的救濟困境。這個群體受囿於脆弱的經濟基礎，又處於農村很不完善的體系，在感染艾滋病毒後，顯然無法阻擋悲情與苦澀的放大，甚至導致整個家庭陷於絕境。個別農民工在感染艾滋病毒後，採取報復性傳染的方式，使疫情蔓延，也給社會帶來重大的危害。 　　社會是分層的，也是多元的。越是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我們越要明白，沒有人應該生活在“孤島”上。對於社會底層來說，如果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只能處於某種淪陷狀態，最終也只會導致整體社會框架的垮塌。從這個意義看，農民工群體遭遇艾滋病毒的威脅，其實也就是整個社會肌體正在經歷著某種腐蝕的一種隱喻。它的最大噩夢就在於，到最後誰都可能成為這種病毒的受害者。 　　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故鄉。我想，誰也不希望自己的故鄉 “淪陷”。要想不出現更多的故鄉“淪陷”，要想不讓更多的底層群體處於艱澀的生存狀態，首先就要求我們每個人能把別人的故鄉當作自己的故鄉，把別人的兄弟姐妹當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誰都不會對別人處於惡性命運傾軋之上的生存無動於衷，而應該從別人的命運無常中感到自己的尊嚴喪失，從別人的希望渺茫中感受到自己窒息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