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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改革的兩條政策思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2-02 10:30:59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領域是合一的，當時的經濟政策就是社會政策。經濟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區分開來，成為兩個不同的領域。這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法人化或者企業化改革目標在於使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而非原來的社會甚至是政治單位。這方面相當成功，中國的企業已經甩掉了社會包袱。照理說，當企業從社會負擔中解脫出來之後，國家就要建立社會政策，替代企業來負擔社會功能，例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等等。但這方面顯然沒有跟上。“抓大”政策產生了很多龐大無比的國有企業，它們有財力以不同形式繼續承擔一些社會政策功能。“放小”政策（民營化）則導致了原來隱含在企業制度內部的社會政策的全方位解體。而從國有企業之外發展出來的非國有企業的情況，和被民營化的企業的情況相差無幾。 　　很難說，有關方面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建立社會政策（或者社會保護）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嚴格地說，中國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建立社會政策制度。在官方層面，社會政策仍然從屬於經濟政策，前者是為後者服務的。 犧牲社會來保障GDP增長 　　但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危機對中國社會制度的衝擊了。每次經濟危機發生，有關方面總是有意或者無意地訴諸於犧牲社會的辦法來保障GDP的增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很多人的眼光就轉向了教育，希望通過教育產業化的方式來提升GDP的增長。儘管教育產業化沒有明文的政策，但實際上是大行其道。即使在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教育屬於社會政策，需要政府或者民間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國，教育則成了一個暴富“產業”。教育系統的擴張、學生擴招、大學升級、合併和大學城建設等等，都是圍繞著GDP和經濟增長展開的。GDP主義侵入教育領域是中國教育改革越改越糟糕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到今天還沒有改變。 　　之後，GDP馬上就侵入了其他領域。醫療衛生是另一個社會政策的重災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後的房地產市場，更是把GDP主義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政府的一攬子拯救危機的財力和寬鬆信貸政策的好處，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產。在GDP主義的推動下，把本來具有很大社會性的房地產視為純粹是經濟增長的來源。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變GDP主義的狀況，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被商品化和貨幣化。中國社會本來就很脆弱，但現在是越來越難以支撐自身。例如，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改革開放之後開始得到發展，但到現在為止，這個階層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這和中國缺失保護社會的社會政策有關。社會領域被GDP主義侵占之後，中產階級沒有生存空間。無論是教育、房地產和醫療衛生政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是在培育社會和保護社會，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中產階級。社會上所說的“房奴”和“孩奴”就是對中產階級的真實寫照。（當然，下層階級仍然處於社會體制之外，很多人連當“房奴”和“孩奴”的資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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