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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從梁啟超那裡“再出發”

http://www.CRNTT.com   2010-05-06 08:50:20

其一，文化史意味著，歷史研究不應秉持自然科學的歸納法，而應另辟蹊徑。“歸納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許多事物相異的屬性剔去，相同的屬性抽出，各歸各類，以規定該事物之內容及行歷何如。這種方法應用到史學，卻是絕對不可能。”這是“因為歷史現象只是‘一躺過’，自古及今，從沒有同鑄一型的史跡”。史跡之所以難以有“共相”，是因為它本是“人類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內容，絕對不會從同”。梁啟超主張，“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學家正相反，專務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著，自然科學的因果律，不能解釋歷史，而佛家的“互緣”才可解釋歷史。有關於此，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詮釋，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中，他更明確地指出，治史者不應“因為想令自己所愛的學問取得科學資格，便努力要發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麼？‘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於是命甲為乙之因，命乙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則’”。梁啟超強調，與自然科學不同，文化史是關於“自由意志”的學問，“‘必然’與‘自由’，是兩極端，既必然便沒有自由，既自由便沒有必然。我們既承認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史跡不見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當然的“果”，所以歷史現象，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互緣即“互相為緣”。了“佛典上常說的譬喻，‘相待如交蘆’，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斷的連帶關係，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這種關係狀態之下，前波後波，銜接動蕩，便成一個廣大淵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還意味著，人類自然系的活動是不進化的，文化系的活動才是進化的，舊史學的“治亂論”依舊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釋力的框架。從這個角度看，文化史的內涵有兩面。首先，舊史學的治亂論，依舊比進化主義史學觀有價值。他說，“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句話可以說是代表舊史家之共同的觀念……我們平心一看，幾千年中國歷史，是不是一治一亂的在那裡循環？何止中國，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說現在比‘三十王朝’的時候進化嗎？印度呢，能說現在比優波尼沙曇成書、釋迦牟尼出世的時候進化嗎？說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進化，董仲舒、鄭康成一定比孟、荀進化，朱熹、陸九淵一定比董、鄭進化，顧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陸進化，無論如何，恐說不去。說陶潛比屈原進化，杜甫比陶潛進化；但丁比荷馬進化，索士比亞比但丁進化，擺倫比索士比亞進化，說黑格兒比康德進化，倭鏗、柏格森、羅素比黑格兒進化；這些話都從那裡說起？又如漢、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較，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亞歷山大、該撒、拿破侖等輩人物比較，又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所以從這方面找進化的論據，我敢說一定全然失敗完結。” 　　說到物質文明，梁啟超認為，人們常以為這方面的歷史的進化軌跡是清晰的，如從漁獵到游牧，從游牧到耕稼，從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夢見”，故“許多人得意極了，說是我們人類大大進化”。但“細按下去”，從物質文明的進化對於人類到底有什麼好處這個問題看，“現在點電燈、坐火船的人類，所過的日子，比起從前點油燈、坐帆船的人類，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特別舒服處來”，而與此同時，物質文明也時常得而複失，“可見物質文明這樣東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時間電光石火一般發達，在歷史上原值不了幾文錢”。在對進化主義的歷史觀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時，梁啟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創造的進化的。”“心的文明”的進化又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1)“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著著向上進行”；(2)“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儲的遺產，的確一天比一天擴大。”梁啟超認為，只有在這兩個方面，人類可以說是進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應“編在‘一治一亂’的循環圈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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