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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冤案非始於“四人幫”迫害

http://www.CRNTT.com   2010-06-06 07:39:05

毛澤東評點《多餘的話》：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 　　“中紀委第八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開始了緊張的調查工作，與瞿的多位親人見面訪談，訪問知情者，舉行座談會…… 　　他們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國民黨殺害後一直被視為烈士，所以他的家鄉江蘇常州從1953年開始籌建瞿秋白烈士紀念陳列展覽，於1959年開始陳列展出；而後，又准備瞿秋白故居陳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陳列展開始接納內部參觀。不久，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在南京傳達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評，瞿秋白陳列於8月停辦。”  　　原來，1962年香港自聯出版社出版了司馬璐寫的《瞿秋白傳》，書後附錄《多餘的話》全文。1963年，《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為叛徒。戚文刊出後，學術界和文藝界反映強烈，意見反映到國務院。在周恩來過問下，中共中央宣傳部約集二十多位歷史學家開會，討論戚文，與會者嚴厲批評此文歪曲歷史。中宣部表示贊同與會者的觀點，認為戚文在事實上站不住腳，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但是，1962年後重提“階級鬥爭”的毛澤東先後在《瞿秋白傳》附錄上看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在《歷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並且急切地把兩者與他想要解決的“黨內叛徒問題”緊密聯系起來，做出異乎尋常的重大政治判斷。第八組在調查中，周揚、陸定一提供的重要情況以及戚本禹在秦城監獄中的交代材料驗證了這一點。 　　周揚1979年8月28日在萬壽路住所對中紀委第八組談話時說：戚本禹評李秀成的文章（指《李秀成自述》一文）發表當時，我不知道，沒有看。有一天看戲，總理問我看過戚的文章沒有，我說還沒有。總理說你要看看，過問一下。現在台灣也在反對太平天國，這麼樣一個歷史人物翻案，怎麼也不和中宣部打個招呼？弄得陽翰笙的戲（指《李秀成之死》，寫李秀成征戰，太平天國滅亡）也不演了，博物館也停了（英國送來一把劍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發表引起全國反響，劍也收起來了）。 　　我看過戚文後，在中宣部召開一個會，意思是戲還要演，文章也作為學術討論大家發表意見。範文瀾、郭老、劉大年都對戚文有不同意見。劉大年根據我的意見寫一篇文章，尚未發表。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劉大年、周揚為叛徒李秀成辯護…… 　　我問陳伯達，對李秀成怎麼看。他說李秀成還不是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陳是為李辯護的。陳伯達又說，瞿秋白不是也寫過一個自述嗎？陳說是黃敬告訴他的，因為黃敬被捕後也寫過這種東西。 　　我見到江青，向她說起黃敬說瞿秋白寫過自述的事。江青說：什麼自述，他（黃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離開的。 　　我見到了（毛）主席時，把對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匯報了，主席一言不發。 　　以後江青見到我，說：主席認為李秀成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晚節不終？），不足為訓”！主席關照不要告訴你，但我還是告訴你了。 　　我又見主席時，主席第一次那麼生氣地批評了我（他從來總是表揚我，沒有批評過）。他說：範文瀾、郭老，還有你，你們都為李秀成辯護。你這個人沒辦法，你是大地主階級出身，本性難改……。我當時聽了很難受。總理在一旁承擔責任說他有錯誤（因為是總理要我過問的）。我說還是我的責任。這時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問主席看《多餘的話》沒有，主席說：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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