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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救災”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06-22 11:45:02

“災後重建”的尷尬 　　“抗震救災”是短期內大面積的緊急救援，是非正常狀態下的超常規運作。一旦緊急救援、過渡安置、清理廢墟、搭建板房等工作完成後，便轉入漫長而細緻的災後社區恢復重建階段。就汶川災後重建的經驗教訓而言，當部隊等救援大軍一旦撤離災區(進入災後重建階段)，社區重建便面臨兩方面的考驗： 　　一是“抗震救災”時期遺留下來的諸如資源分配不公，補償政策落實不到位、盲目拆遷等關乎民生的問題立刻浮現出來，此時群眾不斷挑戰基層政府(上訪等)。例如，面對群眾提出的“豆腐渣工程”，物資、帳篷、板房等分配不公平等問題，基層幹部不是迴避，便是以大帽子壓人，導致群眾普遍反映：“中央政策太好，地方幹部亂搞”。干群關係持續對立。 　　二是災後重建除了房屋、道路、水電等硬體設施的恢復重建外，最艱巨的任務是社區重建。汶川和玉樹共同面臨的問題是在臨時安置區內社區基層組織(居委會、村委會等)幾乎癱瘓(發揮不了作用)。一位玉樹的民政幹部氣憤地說：“基層什麼家底都不清楚，原來報上來的數字是500人，到分發帳篷時竟然冒出來1500人。”一位汶川的幹部說：“基層組織連轄區內的常駐人口都不清楚，別說流動人口了。”此外，災後社區重建的核心目標是社區民眾生活的重建，這既包括生計重建，也包括社區組織、社區關係、社區支援網路、社區文化、社區生態等方面的恢復重建。汶川災後社區重建近兩年的實踐證明，上述漫長而細緻入微的社區日常生活(軟體)的重建，舉國動員式的災後應急機制是無能為力的。 　　眾所周知，要保證社區重建落到實處，必需依靠基層組織扎根社區，與民同行。但無論在汶川還是玉樹，安置區基層組織要麼癱瘓，要麼形同虛設，無法上情下達，無法為人民服務。以汶川社區重建為例，現在的兩難困局是掌握資源的基層政府無力或不願意扎根社區(走進千家萬戶)組織群眾從事長期而深入的社區工作，而願意扎根社區推動社區重建的組織(NGO、志願者及專業社會工作者)卻沒有資源，這些組織要麼很快夭折，要麼依靠國際基金苦苦掙扎。據我所知，汶川地震的民間組織包括社工站幾乎沒有拿到政府資源。 　　南都公益基金會徐永光先生指出：“民間捐贈的資源，拐個彎就到了政府。特別極端的是汶川地震，760億捐款，八成進入政府財政。”徐總結汶川地震的捐款出現四個看不見：第一個看不見是捐款到底用到哪裡，捐款人看不見；第二是災區群眾看不見捐款；第三個看不見是比較糟糕的，災區政府看不見捐款到底哪裡去了；第四個看不見是災區的民間組織，特別是從事災後重建的民間草根組織，他們根本就得不到捐款。 　　玉樹正進入災後重建階段，此時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災後重建過程中是否會重蹈汶川的覆轍，這需要執政者有足夠的智慧去破解上述兩難的困局。 　　“防震減災”的缺失 　　完整意義的“中國式救災”還應該包括風調雨順時期(震前)“防震減災”意識的培養和憂患意識的養成。儘管災難是不可避免的，但減低危害是切實可行的。這方面國際民航組織對安全的定義最具說服力：“什麼是安全？一般的看法是，安全就是不出事，而國際民航組織有個比較科學的定義，安全是一種狀態，即通過持續的危險識別和風險管理過程，將人員傷害或財產損失的風險降至並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其以下。” 　　四川兩年觸目驚心的經驗告訴我們，地震既是天災也是人禍。無論是成都、都江堰，還是眾多的村寨，震前人們幾乎沒聽說過“龍門山斷裂帶”，更沒有紫坪鋪大壩有威脅的絲毫危機意識，沒有危機和風險意識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哀。這導致一旦災難來臨，中國人變得束手無策。對我印象最深的是村民們說：“地震來的時候，都亂跑，聚在一堆，望著山崩地裂像個木頭，看到娃兒女人家在廢墟里頭不知道咋個辦，連滅火器都沒碰過……要是我知道這裡是斷裂帶，要是知道地震了抱頭鑽到桌子里頭，就不會死那麼多人……”玉樹地震後很多人才聽說“巴顏喀拉地震帶”。 　　2010年5月16日，我親臨曾經給1000人集體火葬的玉樹結古鎮火葬台，這讓我想起映秀的“萬人公墓”。面臨這麼多亡靈時，我在想，除了感恩舉國體制的優越性外，我們對“中國式救災模式”應該有怎樣的反思呢？我們接二連三地遭受天災之苦，面對全國人民巨額的慈善奉獻，我們應該做出怎樣的交代？既然災難與平安共存，除了祈福明天更好，我們是否還應該讓所有人對今天充滿憂患和提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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