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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誠的傳奇與謎團

http://www.CRNTT.com   2010-12-18 09:51:04

我記得那個改變我們命運的傍晚，吳世良、我和“叢中笑”戰鬥隊的兩位演員一起吃飯，我們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時候我們去放了風箏，大夥兒都情緒不錯。因為在天安門看我們放風箏的人們看來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鮮美。我們都覺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聲了。正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 　　我告訴朋友們：附近的孩子們拆下門鈴按鈕做免費的玩具，我在城裡到處找配件，結果發現只要用個五分硬幣往裡一卡，門鈴也照響不誤。大家聽了都樂。我以為來訪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著海螺喝了幾杯酒，我感覺很暖和，所以穿著襯衣就去應門。 　　開門時見到兩位陌生人對我微笑。我同時注意到門外十幾位鄰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幾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著新的紅袖章，全都板著臉。我沒去多想。自從劇團裡那些造反積極分子抄我們家後，鄰居們都躲著我，不像以前那麼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舊”，什麼舊照片、舊書，各種雜七嘛八的東西都算。如果沒有其他人在場，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會像平時那樣，可那天有那麼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們像平常那樣。那兩位陌生人問了我的姓名，然後很客氣地請我一起去當地的派出所，說是有幾件事要核實一下。我只穿件了襯衣，所以我說要去拿件外套。他們堅持說派出所拐個彎兒就到，我說話兒工夫就能回來，我就那麼跟著他們走了，既沒有告訴我妻子，也沒跟我的客人們說。 　　夜裡的氣溫還挺涼，我把卷著的袖子放下來。那兩個陌生人一人一邊夾著我，我能感到他們的手指抓著我的袖口。我開始覺得情況不妙。 　　有輛車等在那裡，他們設法把我弄進車裡，還是一人一邊。我開口問：“你們不是說拐彎兒就到嗎？” 　　他們並不正面回答，說：“坐車方便。” 　　我又問：“你們要核實什麼？”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們答道。不過語氣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鐘我們就到了，他們要我下車。這時他們客氣的笑容完全不見了。那兩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們走在我後面，在我視線之外。在以後的幾年中，我就這麼被押送到這裡那裡，我對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後來只要有人在我邊上走我就會極不舒服。我們穿過一個小院子，我被引進一道門。一踏進門，房間裡的聚光燈一下子通亮。這突然的聚光燈、照相機的閃光燈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讓我什麼都看不見，有人很麻利地給我戴上手銬，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虛線上簽上了我的名字。整個過程中我都蒙了，只記得有很多閃光燈，我腦子裡唯一的念頭就是：“他們還真把我當回事兒……” 　　接下來，我被夾在另外兩個陌生人之間，上了另一輛車被帶走。這回陌生人穿的是軍服。過了好幾個月我才知道這些人並不是解放軍，他們其實是因為政治原因被免了職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權了，所以穿了軍服做庇護。那時候的軍帽或是舊軍裝仍舊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銬，那兩個穿軍服的一人一手壓著讓我低頭。我恢復了一點思考的能力，意識到他們是不想讓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覺到我們在往哪兒走，因為我對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們是在向南行駛，離市中心不遠，過了天安門廣場，過了通常十分熱鬧的前門那片兒，然後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駛去，但仍在老城之內。眼睃著兩邊的軍靴，我得出結論：這不是被另外一個戰鬥隊綁架，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老毛病難改，即使在那樣的處境下，我還是忍不住琢磨我們坐的是輛什麼車——別克。他們為什麼用這種車？選這種車有什麼含義嗎？我終究也沒琢磨出個所以然。 …… 　　（英若誠傳記，是英若誠躺在病榻上用英文口述，由美國杜克大學戲劇學教授康開麗（Claire Conceison）女士錄音整理而成。她用了3年（2001-2003年）時間，一共錄了41盤帶子，100多個小時時長，然後編輯整理，再加上她多年的研究，終於成就了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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