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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http://www.CRNTT.com   2010-12-24 13:53:23

1980年，那時我雖然還沒有徹底覺醒，但我找到了自己的治學方法。我撰就《論胡適20年代的世界觀》，寄給《哲學研究》。過了幾個月，突然有編輯部的人來找，誠懇地說，你的文章中哲史組一致叫好，推薦給主編；他認為要慎重，決定邀請五位全國知名的專家審查，結果認為觀點不妥，不能發表，十分抱歉。來者是日後成為好友的蒙登進兄和一位姓張的女編輯（非常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其實它並沒有什麼驚世駭俗的東西，僅是不同意把胡適提出的自然主義人生觀說成是唯心主義的渣滓。應該說明，這不是正常的匿名審稿。他們是以僵化的意識形態框框為尺度，壓制不同的學術觀點。五個人裡面，有兩個人我知道，一個是人民大學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但表示應該發表；堅決反對的是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他是主流歷史學的代表人物。就這樣，文章不能夠通過審查。三年後，此文才在《近代中國人物》第一輯上原文照刊。 　　魯迅反專制，但他不知道現代社會是怎樣的，所以他把蘇聯作為榜樣和理想。其實真正了解人類理想、現代社會的人是胡適，這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我也研究陳獨秀、李大釗這些早期的共產主義人。我是兩方面看：一方面他們都贊成自由、民主，我很認同；另一方面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我也認為是對的。 　　當時他們是從自由民主角度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像李大釗，他講社會主義是從民主的角度講，他認為社會主義也就是民主在現階段的表現。 　　這在我的第一本書《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也有反映出來。我在哲學系教的是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後半段近現代的哲學史。中國其實沒有純粹的哲學，實際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會接觸到很多現實問題。我從原始資料做起，得出的結論就和別人不同。在當時，這本書拓寬了整個學科領域，也做出很多創見，對馬克思主義還是肯定的。 　　我真正徹底地醒悟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後知後覺者。90年代初寫了《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那是我學術生涯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這本書對傳統的歷史，對近現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顛覆性的。許多流行很多年關於晚清研究的歷史觀點，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對林則徐、郭嵩燾、李鴻章、曾國藩和對外國在華傳教士的評論。 　　1994年我退休以後出了一系列的書，學術成果看起來更多些。退休前出了兩部書，退休後有十來本吧。當然，之前大量閱讀的那些書籍對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釗、梁啟超、胡適、王星拱、杜亞泉等人的書籍。我的那本《中國現代哲學史稿》裡有專章、專節的三十多個人，大體是別人沒有好好研究的，後來好些研究這些人的都要來找我。 　　後面之所以能夠不斷有新的觀點出來，那是跟治學的方法有很大的關係：我要研究一個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讀他的著作。魯迅有句話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就是要知人論事，最好的辦法就是按年去讀他的作品。很多人對前人的論述不對，只是籠統講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幾個段去講一個人，脈絡分得比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變就很準確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麼講，持懷疑態度。 　　我越來越體會到：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我的真話和自己的話從哪裡來，我的學術成就就在哪個地方。我的學術重心有很多是為了恢復歷史本來面目。因為我知道我有一個重任就是摧毀虛假的歷史現象、摧毀那些束縛中國人的思想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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