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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是反美英雄嗎

http://www.CRNTT.com   2011-05-04 08:25:58

正因為這樣的邪惡前所未有，所以與此前的恐怖活動一般還有人出來承擔責任不同，“9.11事件”至今無人認賬。即便是塔利班與本.拉登，除了幸災樂禍之外也並未承認這一所謂“為了信仰而不擇手段”的罪惡是自己所為。 　　當時美國有人稱這次事件為“21世紀的珍珠港事件”，這是為進行戰爭動員而出現的說法。實際上“9.11事件”與珍珠港事件無法類比。且不說“9.11”災難造成的無辜者死亡等損失比珍珠港事件大得多，其性質更有很大不同。珍珠港事件針對的是軍事目標，屬於兩國間由政府承擔責任的戰爭行為，如果不就日本法西斯在世界範圍內的反人類行徑而僅就珍珠港事件本身而言，它只有不宣而戰(“先戰後宣”)的犯規之舉可以說是違反了“國際(戰爭)法”，卻很難說是反人道罪行——日本人的反人道罪行發生在南京、潘家峪、平頂山與桂河橋等許多地方，但不是發生在珍珠港。而“9.11事件”不僅從劫持民航機到襲擊都市商業中心都是針對無辜平民的屠殺，而且也沒有任何人(包括被指為疑凶的本.拉登等)出來承擔道義責任。這無疑是最卑鄙的謀殺！ 　　當然，正如海灣戰爭之後的情況一樣，國際社會這種空前一致的譴責並不會一直持續。隨著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如果美國人的反應失去控制，比如國內出現針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種族、宗教迫害而公共權力與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制止，比如在對外“報復”中失去理智而超越限度地使用武力造成不必要的平民傷亡，那麼人們就有理由轉而批評美國乃至以行動反對美國。但即便如此，“9.11事件”中的恐怖主義罪行也不會得到寬恕。正如海灣戰爭以後十年來批評美國制裁伊拉克過於嚴厲的聲音逐漸高漲，但卻沒有什麼人為當年薩達姆蹂躪科威特的罪行翻案一樣。也正如今天人們可以批評乃至以實際行動反對猶太人國家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但卻決不會有人為當年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罪行翻案一樣。 　　莫爾怎樣抨擊“弑君者”：評“弱者對強者可以不擇手段”論 　　世界上只有不擇手段的邪惡，從來沒有什麼“不擇手段的正義” 　　恐怖主義問題的起源複雜，簡單的譴責是遠遠不夠的，恐怖主義問題的解決更需要大賢德大智慧和社會機制與制度的改進，決不是簡單的報復所能奏效。我們下面將會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線性質的常識判斷與良知判斷為前提。我們所要捍衛的是做人的底線，這不是什麼“主義”的問題。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國際主義者”還是“民族主義者”，喪失這個最起碼的底線還能叫人嗎？ 　　所謂“弱者對強者實行‘絕望的反抗’可以不擇手段”的說法是一種可恥之論。且不說弱者與強者並不等於正義與非正義，即便是“正義的弱者反抗不義的強者”也決不能“不擇手段”，尤其不能不擇手段到故意濫殺無辜的程度。人類的先賢曾以古希臘作品《弑君者》的評論表明了這一道理，這部作品講述了這樣的故事：古希臘某城邦為暴戾的昏君所統治，某公民企圖暗殺他以解放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並未作惡的暴君之子並將之殺死，隨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君見到兒子的屍體後，悲痛絕望之中用這把匕首自殺身亡。於是弑君者便出來吹噓自己的功績，並要求獎賞。 　　人們能肯定這種行為嗎？即使在和平主義並不流行的古代、在認可以暴制惡的極端派思想家那裡，答案也是斷然否定的。激進主義的古代先驅托馬斯.莫爾就指出：如果這個“弑君者”真的殺了暴君，那無疑是應當受到讚美和獎賞的；但他殺的只是個弱者。儘管這在客觀上導致了暴君之死，但莫爾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殺人者也有除掉他的願望，卻並未抗強犯難，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貪天之功，厚顔求賞”便是可恥的。他應該要麼殺掉暴君本人，要麼誰也不殺。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弑君者”相對於暴君而言的確是弱者，但莫爾譴責他殺了無辜者時不僅因被害者無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對於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換言之，所謂“弱者反抗強者可以不擇手段”的說法在實踐中首先是以不擇手段地屠殺更弱者為前提的。如果習慣於中國傳統中王子權勢的人們不容易理解古希臘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弱者這種說法，那麼“9.11事件”中被劫持客機上面對歹徒的無助旅客、世貿中心大樓上面對曠世暴行無法逃生的各國和平雇員之為弱者則是毫無疑問的。那些不擇手段地屠殺了他們的歹徒哪裡談得上什麼“弱者反抗強者”，這些歹徒首先是恃強淩弱者，而且是不擇手段地、“超限”地恃強淩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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