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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權力過大是中國經濟的最大短板

http://www.CRNTT.com   2011-10-26 08:14:34  


 
  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方,政府對現代經濟生活的幹預可謂無處不在,沒有市場的社會和沒有政府的社會都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運行未必僅僅是一個自然資源、繼承的財富、文化或地理上的問題。諾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興起》中特別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而對於轉型經濟國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書《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在討論了種種的變革措施之後,作者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突然筆鋒一轉,談起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據科爾奈的看法,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實現市場經濟的轉型幾乎沒有可能。怎樣才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呢,他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不過他聲明不喜歡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民主,而是喜歡建立在人民共識基礎上的民主政府。

  倡導“中國模式”者特別強調這一點,認為中國政府的強大和集權是中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減少內耗,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實,這樣的邏輯根本禁不起歷史的考驗,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壟斷一切,國有成為壟斷了經濟的所有方面,但沒並沒給中國帶來繁榮,政治和經濟上的極左使得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可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穩定與政府的強大是兩個概念。就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實踐而言,國有部門可謂占有了絕大多數的政策和金融資源,但就國有企業的效率而言,一直卻面臨不能資源其所的悖論。在2003年之前,國有企業在微觀領域虧損累累,依靠財政的巨額補助才能生存,成為財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後,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財政救助政策,中國的國有企業告別了微觀領域的虧損,到2010年,國有企業的利潤高達近2萬億,但如果分析國企利潤的來源,就會發現,國企的大部分利潤要麼是靠資源,要麼是靠壟斷,2010年中央企業的利潤70%是靠前10家壟斷企業,如果沒有政策優惠和壟斷地位,國有企業在微觀上仍然是虧損和不賺錢的。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壟斷了資源,從經濟總體而言,反而造成了整個社會財富的縮水。因為,占有30%資源不到的民營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資源的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卻只有30%不到,其2萬億的利潤,真正上交財政的只有可憐的400多億。假定這二者占有資源的比例互換,可以想象對經濟增長的提升有多大。

  文章認為,中國改革30年財富積累的歷史,既不是什麼政府集權為代表的中國模式所帶來的繁榮,也不是什麼“新國企”帶來的,而是民間投資不斷壯大和國家在經濟方面功能逐漸收縮的帶來的。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可以濃縮成一部企業爭取經濟民主和自由,打破壟斷的歷史的話,那麼在這個歷史的舞台上,則一直存在著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三種力量此消彼長、相互博弈的過程,他們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產業、資本格局,最終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所有表象。鼓勵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不僅關係到中國經濟的轉型大計,也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選擇問題。保育鈞先生曾經一語中的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說到底,是轉變資源配置方式,改變計劃經濟條件下權力配置資源的傳統方式,讓各類市場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讓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因此,重新定位國有企業的未來,並大幅度收縮國家的經濟功能,明確界定政府投資的領域,為中國的民企鬆綁,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經濟的轉型大計,也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選擇問題:是選擇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還是選擇按照政策、關係和權力來配置資源的重大問題。

  文章強調,對於中國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的過度強大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短板,各種腐敗和尋租,無不和政府占有過多的經濟和政策資源息息相關。今天,當我們討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30多年財富創造的原因時,切不可以政府之強大視為中國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將其視為中國財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側重點。中國的繁榮來自私人公司的強大,來自對政府權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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