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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權力過大是中國經濟的最大短板

http://www.CRNTT.com   2011-10-26 08:14:34

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方，政府對現代經濟生活的幹預可謂無處不在，沒有市場的社會和沒有政府的社會都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運行未必僅僅是一個自然資源、繼承的財富、文化或地理上的問題。諾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興起》中特別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而對於轉型經濟國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書《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在討論了種種的變革措施之後，作者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突然筆鋒一轉，談起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據科爾奈的看法，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實現市場經濟的轉型幾乎沒有可能。怎樣才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呢，他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不過他聲明不喜歡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民主，而是喜歡建立在人民共識基礎上的民主政府。 　　倡導“中國模式”者特別強調這一點，認為中國政府的強大和集權是中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減少內耗，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實，這樣的邏輯根本禁不起歷史的考驗，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壟斷一切，國有成為壟斷了經濟的所有方面，但沒並沒給中國帶來繁榮，政治和經濟上的極左使得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可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穩定與政府的強大是兩個概念。就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實踐而言，國有部門可謂占有了絕大多數的政策和金融資源，但就國有企業的效率而言，一直卻面臨不能資源其所的悖論。在2003年之前，國有企業在微觀領域虧損累累，依靠財政的巨額補助才能生存，成為財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後，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財政救助政策，中國的國有企業告別了微觀領域的虧損，到2010年，國有企業的利潤高達近2萬億，但如果分析國企利潤的來源，就會發現，國企的大部分利潤要麼是靠資源，要麼是靠壟斷，2010年中央企業的利潤70%是靠前10家壟斷企業，如果沒有政策優惠和壟斷地位，國有企業在微觀上仍然是虧損和不賺錢的。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壟斷了資源，從經濟總體而言，反而造成了整個社會財富的縮水。因為，占有30%資源不到的民營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資源的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卻只有30%不到，其2萬億的利潤，真正上交財政的只有可憐的400多億。假定這二者占有資源的比例互換，可以想象對經濟增長的提升有多大。 　　文章認為，中國改革30年財富積累的歷史，既不是什麼政府集權為代表的中國模式所帶來的繁榮，也不是什麼“新國企”帶來的，而是民間投資不斷壯大和國家在經濟方面功能逐漸收縮的帶來的。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可以濃縮成一部企業爭取經濟民主和自由，打破壟斷的歷史的話，那麼在這個歷史的舞台上，則一直存在著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三種力量此消彼長、相互博弈的過程，他們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產業、資本格局，最終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所有表象。鼓勵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不僅關係到中國經濟的轉型大計，也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選擇問題。保育鈞先生曾經一語中的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說到底，是轉變資源配置方式，改變計劃經濟條件下權力配置資源的傳統方式，讓各類市場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讓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因此，重新定位國有企業的未來，並大幅度收縮國家的經濟功能，明確界定政府投資的領域，為中國的民企鬆綁，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經濟的轉型大計，也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選擇問題：是選擇按照市場來配置資源，還是選擇按照政策、關係和權力來配置資源的重大問題。 　　文章強調，對於中國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的過度強大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短板，各種腐敗和尋租，無不和政府占有過多的經濟和政策資源息息相關。今天，當我們討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30多年財富創造的原因時，切不可以政府之強大視為中國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將其視為中國財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側重點。中國的繁榮來自私人公司的強大，來自對政府權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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