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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南方談話”給我們的錦囊妙計

http://www.CRNTT.com   2012-02-20 11:32:11

打倒“四人幫”之後，國家經濟處於瀕臨崩潰的境地，領導層想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但是心中沒譜，高層不知所措的結果是權力下放。“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農民獲得種植經營自主權，農副業收入隨之提高。工商業管制減少之後，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縮小。除了貨幣收入拉近之外，大量特供商品進入市場，無價無市變成有價有市，客觀上也縮小了貧富差距。任仲夷到廣東下車伊始，就把過去僅用來接待中央和省級高幹的從化溫泉向社會開放，結果八九十年代從化溫泉被廣東商人用來招待內地客戶，作為拉動內需的營銷利器。 鄧時代絕對貧困減少 　　“81、82、83這三年，改革主要在農村進行。84年重點轉入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不如農村承包制改革那麼順利，鄧小平承認：“經濟'過熱'，確實帶來一些問題。比如，票子發得多了一點，物價波動大了一點，重複建設比較嚴重，造成了一些浪費。” 　　城市改革之所以不如農村改革順利，原因在於農村改革所衝擊的既得利益階層只是公社和大隊幹部，一方面他們級別低，位卑言輕，另一方面他們在鄉鎮企業中找到用武之地，或者在種養殖業大展身手，境遇也得到改善，所以改革阻力極小。而城市改革，不僅牽扯到地方政府的利益，而且關係到中央各部委。那些部委在文革中陷於停頓，一些老幹部文革後才恢復工作，剛剛走上部委崗位不久。又由於分工不明，職責不清，各部委或以“發展”或以“整頓”等名義爭相攬權，根本顧不上像放權給農民那樣放權給市民。開動印鈔機成為解決部門爭端的主要出口，印鈔票不會創造財富，只會讓亂市場秩序，濫發鈔票所侵犯的對象是沉默的大多數，教師、公務員等領取定薪的階層更是首當其衝，當他們不再沉默便釀成了動亂。 　　89年至91年三年治理整頓套住了價格飈漲的籠頭，但是經濟隨之蕭條。經濟改革碰到政治體制的天花板，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必須先做大蛋糕，才有共同富裕的條件，鄧小平大聲疾呼：“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不改革體制如何解放生產力？請外邊的生產力進來！於是開放超越改革成為高頻詞、最強音，各地招商引資如火如荼。從“南方談話”發表至今二十年的成就，絕大多數歸功於對外開放，外資、港資、台資居功至偉。 　　由於三資企業不計較員工的身份，長期被體制阻攔在工業化大門之外的農村人獲得了融入全球市場的機會，收入迅速提高。雖然從1992至2002年這十年間，農民工的平均工資上升慢，但是務工人數增長快，總體收入是迅速增長的，從統計數據上呈現為西部農民人均收入增速超過地方GDP增長速度，東西部農民平均收入差距縮小。當東西部農民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一定程度，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就開始上漲，轉折發生在2003年。 　　近二十年，國資、民資互有進退，不像八十年代那樣單純。由於壟斷加強和稅收嚴苛，經濟增長的成果大部分沒有讓國民分享到，從而擴大了相對的貧富差距，但是不能否認絕對貧困數量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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