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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顯惠：不願再描述苦難

http://www.CRNTT.com   2012-06-02 09:44:42

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國藩的日記裡，有一頁記的是太平天國戰爭時，安徽一帶的人肉價格表。人肉被擺到市面上公開按斤出售，一開始是80文，後來是120文。清人記載：“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裡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新舊五代史上也曾記載：“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戰爭往往是大災荒、大瘟疫的根源。饑餓可以使人瘋狂，可以使人獸性大發。 　　 　　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和隨之而來的 1960年的饑餓，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已經是一個模糊的幻影——這是一段並不遙遠的歷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沒有戰亂和大旱大澇的年代，竟然發生過這樣的災難。 　　 　　1998年，曾經親身經歷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饑荒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這位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窮人的經濟學家”的學者在書中分析了政治自由與防止饑荒的關係和規律。 　　 　　在饑荒分析領域，他向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大饑荒不會餓死人，只有人禍才會餓死人。”——傳統觀點認為饑荒最重要的解釋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時候是惟一的解釋。阿馬蒂亞.森在研究了近現代史上孟加拉國、愛爾蘭、中國、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發生的饑荒後得出的結論是：“毫不奇怪，饑荒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農作物的歉收的發生並非獨立於公共政策，即使農作物歉收了，饑荒也可以通過認真的再分配政策來抵禦”。 　　 　　1958到1960年，甘肅河西走廊的張掖地區和河東的定西地區是重災區。在楊顯惠仔細讀過的《通渭縣志》（1990年版）第三編中有這樣的記錄：“1959年冬，饑荒更為嚴重，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縣是一個28萬人口的中等縣，3年大躍進過去，僅剩18萬人口——7萬人死亡，3萬人外流。80年代修志時，編撰者把這次慘烈的饑荒單列一章撰述，因為省地方志委員會的干預，他們不得已將這一章取消，而將其內容散布於各章之中，同時使用了“人相食”這樣不那麼刺激的語言。《通渭縣志》的編撰者們認為，縣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災荒的慘烈，他們就無顔面對全縣的父老鄉親。 　　這樣的編撰者更激起楊顯惠寫作的勇氣。 　　 　　《定西孤兒院紀事》寫的是“受苦人饑餓的絕境”，在這絕境中，他又寫到兩位特殊的母親。 　　 　　1959年，孤兒殷占嶺的娘把他14歲的二姐叫到一個窟泉跟前去，說窟泉底下有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來。二姐下去了，娘再沒往上拉她，二姐就餓死在窟泉裡了。 　　 　　娘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裡去呢？二姐餓得皮包骨頭，走路都搖搖擺擺的，有一天二姐餓得受不了啦，鑽進糜子地裡摘糜子吃，叫隊長看見了，隊長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飯停掉了，不給湯了。隊長還跟娘說，你把那個丫頭要管一下哩！三四天過去了，隊上還是不給打湯，眼看著一家人都要餓死，娘就把二姐丟進窟泉去了，“沒辦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顧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計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頂門哩 ……可是隊長又把這事反映到大隊去了，說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溝裡絆死了，我娘被抓起來游鬥，判了二十年，我娘為我把監獄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釋放了。她手裡還拿著兩個在火車上買的面包，沒舍得吃，給我拿來了。” 　　 　　母親去世後，朋友說，有條件去城裡頭生活，這個山溝裡有啥蹲頭！殷占嶺說，我的老娘埋在這達了，我想守著我的老娘紀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兒土寶寶的大妹子餓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見了，他問村裡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飯。村裡的人看他可憐，東家給一口湯，西家給一口湯，再就是在麥場上抖麥草，拾糧食顆顆，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時一天能抖出一二兩，有時一顆糧食也抖不出來。有一次，草垛塌了，把兩個娃娃壓死了，也沒人來找，沒人來救一下……後來才進了孤兒院。14歲從孤兒院回來，土寶寶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沒有認娘。直到要娶媳婦了，他進了娘的家，叫了一聲娘，說我看你來了。娘正在喂豬，看見土寶寶，聽見孩子喊他，啪嗒一聲，手裡的豬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聲哭了，雙手蒙住了臉，放聲大哭，哭得站不起來。 　　 　　土寶寶也有了孩子，這已是1980年。土寶寶問娘：家裡咋個相？娘說，好了，吃飽了。娘又問他：你那裡咋個相？他說好著呢。娘說，好就好，你看，那時候一家人散了，現在一家人又起來了。 　　 　　“我們的民族，經歷了比噩夢還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終相信，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這個希望就在為了孩子能去孤兒院有口飯吃、把自己吊死的母親身上，就在光景好了還守在山溝裡、想陪著去世的老媽媽紀念老媽媽的兒子身上，就在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經過饑荒，有個老媽媽說，你看，那時候一家人散了，現在一家人又起來了。我覺得，這也是希望。”楊顯惠說。 　　 　　如今，在定西專署兒童福利院的舊址之上建起了定西縣醫院，從前兒童福利院的痕跡幾乎找不到了。從這裡走出去的孤兒大多是沉默的，在楊顯惠的再三詢問下，他們依然閃爍其詞。但楊顯惠還是頑固地做著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採訪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個笨人”，但或許當今中國文壇不缺少“聰明人”，惟獨缺少“傻子”——“我沒有多麼偉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筆記錄自己視野中的那個時代，給未來的歷史研究者留下幾頁並非無用的資料。這也是我從事寫作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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