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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

http://www.CRNTT.com   2012-08-07 10:32:03

正是因為以上三點原因的存在，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極有可能演化為群體性憤怒，這也是我們最為擔憂的風險爆發狀態。 　　文章表示，作為一種心理情緒，焦慮是對現存狀態的一種認知，而認知要轉變為、表現為現實的行為，中間必須經過態度這個過渡環節，即“認知態度行動”三者環環相扣，共同把一種心理狀態轉化為社會行動。從理論上講，群體性焦慮並不會對社會的安全穩定構成直接的威脅，它只是一種風險性因素；關鍵在於這種群體性焦慮能否形成一種傾向，即形成一種意欲採取特定行動的社會態度。新生代農民工中產生的壓抑、煩躁、不滿、非理性衝動等緊張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就會在該群體中形成一種普遍性的憤怒，即群體性憤怒。群體性憤怒是處於群體性焦慮和群體性行動之間的社會態度，它讓群體性焦慮這個內隱的心理狀態外顯化，是集體行動的準備狀態。群體性憤怒的不斷累積，會形成巨大的社會張力，最終會以社會衝突或其他方式釋放出來。 　　群體性憤怒的表達問題值得關注，這一點從最近幾年西亞、北非等地出現的“阿拉伯之春”和西歐北美等地出現的底層抗爭運動中已經得到佐證，這些地區的年輕人從焦慮走向憤怒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力非常驚人。2005年、2007年和2010年的巴黎郊區大騷亂，2011年以來發生的倫敦“86”騷亂、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希臘和西班牙等國的民眾示威運動，則是發達國家青年的焦慮情緒轉變為社會性憤怒後的集中宣洩。 　　文章稱，儘管社會焦慮是現代性的伴生物，無法一勞永逸地消除，但是從維護社會穩定角度來看，仍然需要採取積極措施，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性焦慮，防止群體性焦慮轉變為群體性憤怒。第一，要減少新生代農民工所承擔的社會風險。馬丁.路德.金曾說過：“最危險的是大多數人認為自己與這個社會沒有利害關係，感到自己在這個社會一無所有。如果認為自己與社會有利害關係，人們就會保護它；如果沒有，他們就會在無意中希望摧毀它。”降低新生代農民工所承擔的改革風險，可以有效地從源頭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壓力。譬如，讓青年人都有業可就，並且逐步實現體面就業，會讓青年人在焦慮現狀的同時，對未來也充滿期待。第二，要讓新生代農民工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當前關鍵是要將在城市里長期穩定居住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工納入國家和流入地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各地要將所謂的“常住非戶籍人口”納入當地的公共資源分配預算之中，使之享受與城鎮職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實現公共服務統一政策、統一制度、統一管理和統一服務。第三，還要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人文關懷。如，加強企業文化、職工文化建設，開展群眾喜聞樂見、豐富多彩的業餘文化活動，滿足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再如，加強心理疏導和行為矯正服務，幫助青年建立積極的焦慮防衛機制，讓青年正確認識和對待焦慮，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調適，緩解心理壓力，提高耐挫能力，消除或緩解各種心理問題和心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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