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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年尋父苦旅

http://www.CRNTT.com   2013-02-18 11:02:01

“為啥饑荒？大煉鋼鐵，好勞力都去煉鋼了，只剩下老弱病殘在家，農田沒人搞，紅薯都爛在地里。”蔣宜權說，雖然糧食減產，但當時各縣市卻熱衷於“放高產衛星”。在虛報的產量數字下，公糧的“過頭”收購，使農民失去了賴以果腹的口糧。 　　在蔣氏姐弟的記憶里，父親蔣澤祿秉性率直執拗，敢怒敢言。事實上，他早在1955年就因強烈質疑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而被司法機關以造謠破壞糧食統購統銷的罪名判處管制一年。 　　而在1959年上半年，他就開始不斷抱怨集體食堂的夥食越來越差，多次與炊事員發生爭吵，亦引發了生產隊幹部的不滿和怨恨。 　　“當時父親看著家里我們這些孩子餓得哇哇大哭，而心里著急。”蔣宜權說，父親每次手捧半碗照得見人的稀粥，都會和食堂打飯的人大聲爭執：“我那麼多娃兒，這點清湯寡水怎麼活？” 　　1959年12月，蔣澤祿被抓一個月後，被豐都縣人民法院判決認定盜分集體糧食，因“鬧糧”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蔣澤祿從此再也沒能平安歸來，和家人團聚。他從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其四子蔣宜生和五子蔣宜林早已記不得父親的相貌。 受累的家人 　　蔣澤祿被帶走時，他的六個孩子，最大的18歲，最小的才兩歲。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了妻子範素珍和大女兒蔣宜珍的肩上。 　　範素珍每天使勁掙工分，否則就要被往脖子上“掛糞桶”，得不到“大鍋飯”的份兒，全家老小就只有挨餓。全國大饑荒中，食不果腹，饑民遍野。為了給家里節省口糧，大女兒蔣宜珍無奈只得早早嫁給了鄰村人。 　　蔣宜珍每天凌晨4點起床，提個篼篼，到河溝和山上挖野菜，步行送到三公里開外的娘家，再折返婆家幹活，每天跑兩趟，這樣的勞苦生活一直持續了十年，直到將幾個兄弟在苦難中拉扯大。 　　蔣澤祿的身陷囹圄，不止在生活上給家人帶來了無盡的苦難，更嚴重的是，家庭成分一下子由“中農”變成了“反革命”。這個政治標簽竟然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壓制其子女數十年之久，備受歧視、欺壓和不公平待遇。 　　蔣宜珍的丈夫陳天祥參加過西藏平叛戰役和對印度自衛反擊戰。退役後被安排在豐都縣龍頭鄉任武裝部長，但由於岳父“反革命”身份問題，後被撤職回家務農。 　　次子蔣宜友，父親被抓走後被村里強制安排到處做苦力，曾在修建水庫時差點被累死。由於父親的問題，一直找不到對象，直到42歲時才成家。 　　三子蔣宜權，父親走後，家里經濟困難，是在老師楊榮開的經濟資助下才小學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豐都中學。“全年級150個學生只考上兩個，我是其中之一。”蔣宜權說，但在初一下學期，學校在調查學生家庭背景時發現他父親蔣澤祿系“反革命”。他終被勒令退學，連資助他的老師亦受到牽連。 　　四子蔣宜生，父親被抓時僅10歲，因是“反革命”的兒子，本村學校不接受他入學，最後只得去大姐所嫁的鄰村上學，總共讀了一年半書。後來參軍時體檢合格，但終因父親問題被拒絕入伍，只好幹石匠活幫襯家里。 　　五子蔣宜林，也由於父親的問題造成小學畢業後不能升學，還曾因旁人給的一片豆莢被誤以為他所偷而被生產隊隊長打得半死，造成耳聾齒落，至今聽力困難。 　　六子蔣宜寬上小學時學習成績優異，在學校名列前茅，同學中好多成績比其差的目前都已身居要職，而他由於父親的問題無法升學，只能在家務農。 　　蔣宜權回憶起往事，至今還憤憤不平：“因為是‘反革命’家庭，生產隊一旦有苦活累活臟活，一定是派我們兄弟去幹。這種受歧視的苦難狀態，一直持續到包產到戶才結束。” 　　而一提到母親範素珍，蔣宜寬就情緒失控，哽咽著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父親被帶走時我才兩歲，每天跟著母親上山挖野菜，經常看到她抹淚。她經常受到別人的冷嘲熱諷，出門不敢抬頭，整天以淚洗面。” 　　“父親音信全無幾年後，親戚們看到母親還年輕，一個人拉扯這麼多孩子太苦，就勸她改嫁，她聽不進去，總說父親有一天會回來，就算等一輩子她也要等。” 　　但這一等，竟是遙遙無期。1984年12月，範素珍因心力交瘁鬱鬱而終。“我忘不了她那雙眼睛，死後一直睜著。臨終時，她抓住二哥蔣宜權的手，叮囑他無論如何要找到父親的屍骨，哪怕兩塊也行，好和她合葬在一起。”範宜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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