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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外國專家所經歷的“文革”

http://www.CRNTT.com   2013-08-17 10:26:12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寒春談到了她和丈夫陽早寫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從1959年開始，外國專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與中國民眾拉大了距離，特別是在困難時期，為他們規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們難於容忍的則是政治待遇的變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制”，同中國工人甚至幹部的關係也疏遠了。1966年5月他們被調到北京後，情況更為嚴重，“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們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以縮小與中國同事的差別，“費了老大的勁兒，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關在住宿的飯店房間裡，除了坐小汽車外不許上街，不許去公園玩。他們9歲的女兒在這種環境裡變得情緒反常，變得對什麼外國東西都憎恨，還對他們大罵：“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給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長信，談到給外國專家的這種待遇是錯誤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我們提出的為什麼外國人硬被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滿意的答覆。……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這兩位外國專家感到這種“令人窒息的政治壓迫”是不能容忍的。於是，在紅衛兵運動爆發後，他們受到鼓舞，便寫出了那張大字報。 　　1967年所謂的“一月風暴”奪權鬥爭開始後，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也與中國的許多紅衛兵、造反派一樣，被捲入了瘋狂的旋渦裡，語言和行動都變得極端左傾。在文革中，“成名成家”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批得臭不可聞。在一次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大會上愛潑斯坦說：“這個‘家’字是不好聽的，現在叫我們是‘外國專家’，我們也是不愛聽。我們就是外籍的工作人員，工作者，不是什麼‘專家’，不是什麼別的‘家’。”當時，紅衛兵、“造反派”有一個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學來的常用口號，即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美國專家李敦白在“批判劉少奇黑《修養》”的大會發言中甚至創造性地提出：不僅要踏上一只腳，而且要踏上兩只腳；一只腳，是因為他出賣了中國革命，另一只腳，是因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幹部。 　　而“文革”中流行的那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方式，也同樣影響到外國專家的行為。法國專家戴妮絲回憶，在當時突擊翻譯《毛主席語錄》外文版時，兩位來自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的專家對某些詞匯的譯法有分歧，因而推遲了發稿時間，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語錄》的出版落後於其它文本。此事被在中國的外國“造反派”們“上綱”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資派”“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罪。外國專家造反組織“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為此召開了批判大會。戴妮絲聞訊後曾找到她所在的“戰鬥隊”頭頭、一位講西班牙語的美洲人，說明“這不是他們（外文出版社領導人）的錯，原因是翻譯過程中有改動；只要譯稿一準備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廠，連星期天也是這樣！”但是那位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卻聽不進去，他回答說：“不管怎樣，這本書耽誤了。而且，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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