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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政治和解的三大障礙

http://www.CRNTT.com   2013-12-23 09:43:58

他信執政期間，泰國社會經濟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尤其中下層民眾更是深受其惠，從而為他信派系贏得了農民群體的擁護與支持。不過，進取性的改革道路在取得收益的同時，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由於泰國社會經濟正面臨發展瓶頸，再加上“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因此發展紅利不足以彌補改革成本。於是，如何在存量改革中公正、合理、有效地進行成本分攤與收益分配，也就成為各方政治力量的關切重點。 　　長期以來被邊緣化的中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民群體，儘管占到總人口的近七成，但是相當貧困，根本無力承擔改革成本，至於新資本集團，儘管占有巨額財富，但規模相對有限，並作為執政集團，很容易利用制度和法律疏漏將成本轉嫁。於是，他信式改革的成本，事實上主要由城市中產階級、軍人集團、官僚集團、傳統產業集團等軍人威權時期的既得利益集團承擔，從而引起各方不滿。 　　既得利益集團更傾向於泰國國王的“知足經濟”道路，要求遵循保守性的改良道路，立足於現有的社會經濟結構，通過“知足常樂”宣傳引導彌合社會裂痕，規避全球化和市場化風險，自力更生地穩步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2006年“9·19”軍事政變後，“反他信”陣營將“知足經濟”道路寫入《2007年憲法》，使之成為泰國法定的國家發展指針。不過，無論是2007年的他信密友沙瑪領導的人民力量黨政府，還是2011年他信麼妹英拉領導的為泰黨政府，都在沿著“他信經濟”道路繼續前進，從而引起“反他信”陣營的強烈不滿和持續不斷的反政府運動。 政治權力結構的“再平衡” 　　1980年代以來，泰國政治權力結構始終保持相對平衡的互制格局，王室—保皇派、軍人集團、地方政客、城市中產階級等各派政治力量彼此制衡，保持政治體系運作的穩定和有序。 　　90年代初，軍人集團以“反腐敗”為由，發動政變壓制地方政客的權力擴張，並試圖借勢掌權，結果引發城市中產階級的大規模示威集會，並導致“5月流血”事件，最終在普密蓬國王斡旋下，軍人集團被迫交出政府權柄，才使得權力結構再次恢復平衡。 　　90年代末，由於地方政客權力擴張，以城市中產階級為首的各派力量共同推動了《1997年憲法》頒布，試圖通過制度建設對地方政客加以規制和監督。從結果來看，新憲法有力約束了地方政客的權力濫用，但卻並未恢復權力結構的平衡，而是促成了他信派系的政治崛起。 　　作為新資本集團的政治代表，他信派系的成功得益於三方面原因。首先是來自於新資本集團的充裕政治資金；其次是對農民群體的政治動員，促成了新資本集團“資金”與中下層民眾“選票”的有效結合；再次是《1997年憲法》中有利於大黨發展的制度改革尤其是選舉制度改革。 　　由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泰國各派政治力量起初對他信派系的崛起持樂觀態度，認為具有強人特質的他信出任總理有利於引領泰國走出困境。不過，隨後數年間，他信派系迅速擴張，不僅通過2005年大選囊括了眾議院3/4議席，組建了泰國首屆“一黨內閣”，而且通過“銀彈攻勢”對憲政獨立機構加以滲透，使得各派政治力量很難通過正常渠道對他信派系形成有效制約。再加上他信本人的企業總裁式專斷作風，以及進取性改革主張，最終促使各派政治力量在2006年聯手掀起“反他信”政治運動。 　　對於“反他信”陣營而言，推翻他信政府不過是形式，恢復權力平衡結構才是根本。“反他信”陣營主持頒布的《2007年憲法》增補了諸多權力制衡安排，試圖以此約束新資本集團的權力擴張。但問題在於，隨著農民群體的政治化，泰國的政治生態早已不是少數精英的政治妥協所能主導。 　　2007年和2011年的兩次大選，他信派系在“反他信”陣營的壓制下，依托占總人口近七成的中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村民眾的支持，不僅成功贏得大選，而且擁有簡單多數的席位優勢。這就使得反對派的民主黨根本無力在國會發揮制衡作用，從而使“反他信”陣營對重建政治權力平衡結構的期望落空。再加上普密蓬國王年事已高，致使長期被視為權力平衡結構重要支柱的王室—保皇派日漸式微。這就使得“反他信”陣營更急於對他信派系進行壓制，以避免他信在後普密蓬時代成為無可制衡的“民選獨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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