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多控訴少懺悔的中國文化傳統

http://www.CRNTT.com   2014-01-24 09:47:59

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向文革受害老師道歉（左三：宋彬彬） 新京報記者 韓萌 攝 　　中評社北京1月24日訊／知名學者鄧聿文日前撰文《多控訴少懺悔的中國文化傳統》表示，文革是牽涉中國人的一塊傷疤，最近幾年，陸續有一些人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及傷害過的人而道歉，值得肯定，但道歉儘管是懺悔的前提，畢竟不等於懺悔，而中國更需要的是對文革的懺悔，中國人缺少懺悔意識。詳論如下： 　　文革紅人宋彬彬向母校老師的道歉，引來中國社會的爭議，有人叫好有人斥之虛偽。我認為，不論宋之行為出於何種目的，道歉本身還是值得肯定，尤其是考慮到許多人對自己當年的瘋狂舉動“猶抱琵琶半遮面”，想道歉卻未有勇氣，宋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在聚光燈下，面對當年的老師和被迫害致死的校長子女，說一聲道歉，反思文革，已經難能可貴。 　　文革是牽涉中國人的一塊傷疤。最近幾年，陸續有一些人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及傷害過的人而道歉，其中，陳毅之子陳小魯等人的道歉亦曾引起社會關注。作為曾經身為革命接班人的“紅二代”出來道歉，雖然還只是個別人的選擇，但這已昭示了一個方向。 　　當然，對於文革的受害者及中國社會來說，等這一聲道歉太長了，足足等了三四十年，更多人則還在觀望。而且，道歉儘管是懺悔的前提，但畢竟不等於懺悔，而中國更需要的是對文革的懺悔。中國人缺少懺悔意識。 　　35年前的歷史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可無論在官府還是民間，並未有過很徹底的反思。那個決議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決議，雖然它對否定文革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並未從思想上清算文革的因子。至於民間，雖然這些年來有關對文革的描述和回憶的文章很多，但在時間的流逝和衝淡下，後人見到的，要麼是受害者對直接加害者和運動發動者的控訴——儘管從個人和國家的角度看，這種控訴有其必要，但控訴太多也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文革的災難，只是發動者和加害者的錯，自己則很清白；要麼是把苦難作為一種資本來宣揚，似乎那是個值得記憶的美好年代，所謂青春無悔，這在一些曾經的紅衛兵和上山下鄉的知青寫的回憶錄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上述兩種對文革的私人回憶和敘述，雖然價值取向不同，但在剖析自我上，都有一個共同點：選擇性還原歷史，不敢或不願觸及自己靈魂的陰暗面。 　　出現這種情況，原因當然很多，不過，從文化看，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裡，缺少懺悔和贖罪的傳統，是需要一提的。中國的文化被李澤厚稱為“樂感文化”，以區別於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恥感文化”。如果說，“罪感文化”依靠啟發人的良知，並通過懺悔和贖罪來減輕人的內心的犯罪感，“樂感文化”正如這個名稱所顯示的，它更重視現世的快樂，企圖通過在人的倫常日用的人生快樂中實現超越，這也就不可能給懺悔以位置，因為懺悔的前提是正視罪的存在。 　　中國文化的這一特點，根源在於性善論，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在中華文化傳統中，缺乏對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認識與反省。中國文化有懊悔、悔恨、悔過、悔悟，追悔莫及，悔不當初等，但就是沒有悔改，沒有對生命的懺悔；充其量，中國人只能做到“認識錯誤並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罪為何物。用學術的語言說，人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是無欠缺的存在，並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無需懺悔。 　　除此外，用學者王曉華的話說，中國文化在主流上還是非宗教的，不設定一個超越的、終極的、無限的存在為人的信仰對象，而懺悔恰恰需要這樣一個無限的信仰對象存在，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樣。所以，中國人雖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對象，但又必須有所信仰，於是，中國文化便採取將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經存在過或正存在著的政治、軍事、文化領袖，作為神化、信仰的對象，他們被認為是以國為家的精神家長。對於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們的主導意識是服從。這說明，中國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為個體，缺乏在內心法庭中審判自己的能力，他們可能會向“家長”認錯或控訴，但不會向無限者懺悔。 　　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樂感文化”實際與日本的“恥感文化”是一致的，而迥異於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對納粹德國給人類造成的災難，德國總理勃蘭特可以向波蘭人民下跪謝罪，日本則做不到這點。中國出現的則更多是控訴。每當社會災難過後，中華民族就會湧現出無數的控訴者，向世界傾訴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訴意識發達而懺悔意識近乎於無，是中國人的集體特征。在這樣一種文化下，為文革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它關係到民族文化的再造問題。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0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