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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變動中的中歐關係及走勢

http://www.CRNTT.com   2021-06-06 00:02:15

在國際治理體系創新進程中，中國和歐盟在其中均扮演著重要責任方、參與者，同時也是競爭主體、合作夥伴等多重角色。二者對於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包容的國際新秩序的要求既有相通之處，也存在深層分歧。歐洲既對美國“唯我獨尊”、在重大利益上侵害歐洲、繼續凌駕和控制歐洲十分不滿，希望擴大自身的戰略空間和獨立地位，利用多邊主義框架抵消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同時，歐洲人又對世界發展“東升西降”和中國全面興盛的態勢心有不甘，力圖以規則為武器加以限制和延緩，維護其主導性地位。歐洲的兩面性、搖擺性的根源，一方面在於其實力地位和時空條件持續演變至今，同時具有戰後國際秩序受益者和受損者的“雙重角色”。當美國將戰略競爭的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之後，歐洲的“受損”感和不安全感大為增加。另一方面，歐洲畢竟屬於全球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經過數次擴張和增容，歐盟已是市場、法律、對外行動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國際大玩家。無論是基於現實，還是著眼未來，歐洲都不會放棄由近（周邊）至遠（亞非拉地區）影響和改造世界的野心，特別是不會輕易放棄其既有的國際制度紅利和對未來秩序的規制權。總體而言，中歐作為當今世界的兩大戰略力量，對於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引導和塑造的權重雖有增加，但相較於霸權國家而言仍有不同，因而衹有繼續依賴協同、合作的路徑，二者才能更好地維護各自的發展利益、安全權益，盡到應有的國際責任。 　　再次，延續和平發展大趨勢是國際社會普遍訴求，也是中國和歐盟最大的利益公約數。世界歷史表明，在秩序變革與轉換關鍵時期最容易發生系統性危機乃至大規模戰爭。當前全球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有增無減，大國關係進入關鍵轉型時期，在失衡一再加劇的情況下存在較高的失控風險。與此同時，數字經濟、智能化產業的興起無疑會加快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去中心化”趨勢，信息革命和大眾政治持續延伸也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和國際安全機制向“扁平化”方向轉變，這些大變化不僅意味發展、安全進程的參與者、行為體更廣泛，而且導致垂直分布的國際權力結構加速解體，“去霸權”“去西方中心”成為時代性特徵。亞投行、CPTPP等一批新型區域開放框架都在沒有美國參與情況下確立起來，巴黎氣變協定所代表的多邊制度規範對霸權制約、反塑造效應也更加顯著。在此背景下，中國和歐洲的國際戰略空間不是壓縮了，而是可以獲取更多的戰略自主機遇，雙方可以通過調適各自立場和協同行動，增加對全球事務的共同影響，達到“1+1大於2”的成效。在全球發展和安全的十字路口，中國、歐洲兩家不犯糊塗，搞團結不搞分裂，對世界保持和平與發展的走勢會起到“穩定器”的作用，這也應該成為強化中歐戰略共識的根本前提。 　　三、歐美矛盾與中歐關係 　　歐美之間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經濟社會聯繫，居於中心的是雙方共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在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下，美歐結成以G7、北約等機制化安排為標誌的緊密的跨大西洋聯盟關係，美國在經濟、安全以及在社會層面對歐保持控制權和影響力。蘇聯解體後，以歐美關係為核心的西方世界持續主導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其政策一致性和對外擴張性達到高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近期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退潮同時發生，西方大國之間利益結構持續調整，導致歐美競爭加劇，矛盾增多。即便是白宮易主，拜登政府力圖聯歐制華、壓俄，但歐美關係也如同中美關係一樣無法回到過去，歐洲在追隨美國的問題上必然是有選擇性的，步調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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