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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都在關注并將持續中國這場迄今為止可能是最複雜經濟革命的最終命運 |
中評社北京11月4日訊/中國“十二五”發展規劃吸引世界眼光關注程度之大,前所未有。根據業已披露的“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形成過程,不僅最高決策層極為重視,而且在凝聚國內外智慧方面也比以往有重大突破。負責籌備《建議》的中財辦和國家發改委先後組織了國內67個部門、上萬名專家參與,有針對性地對30個重大課題開展了相關研究;特別是國際上一些關注中國發展的重量級經濟學家如斯賓塞、戴蒙德和羅默等人,此次也就影響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若幹重大問題與中國官員和學者展開深入討論,並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可以預計,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和經濟影響的持續擴大,會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大牌經濟學家將中國這場經濟革命視為重點關注和研究的對象。
上海證券報發表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章玉貴博士文章認為,即將啟幕的中國“十二五”規劃,如果能真正開啟中國經濟戰略轉型之路,則不僅將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史上極具標本意義,而且在形成“中國模式”過程中添上令人信服的一筆。正如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日前所說的:“中國發展所帶來的系統性、結構性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經濟轉型正經歷著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但我將賭注押在中國最終能夠轉型成功上。”
文章稱,斯賓塞先生的樂觀,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國經濟轉型背後的一系列支撐因素,例如政府在促進經濟轉型中巨大的行為空間。不過,了解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各級政府在內的所有市場參與主體在經濟增長方面已被證明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轉型,如何找到轉型的切入點以及適應經濟轉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這些年來的進展與國家和社會的期望卻有不小的距離。事實上,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了要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並初步形成了一個良好的轉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後五年的經濟工作的重心內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三個轉變。但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說,中國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不僅沒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了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GDP增長依然是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標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受到很大壓制。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仍未市場化,而由行政機關定價的或者受行政機關的影響,以壓低要素價格為特征的行政定價,儘管有利於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卻導致了價格的扭曲。因為這些約束條件的存在,所以絕大多數地方都沒有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內生技術進步和集約增長的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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