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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人口政策應統籌推進

http://www.CRNTT.com   2016-02-23 08:37:39  


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中評社北京2月23日電/中國很多經濟學家在研究人口問題時,往往側重於人口如何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協調,主張控制人口,卻鮮有研究人口增長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正向作用。同樣,中國的人口學家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經常不會去充分論證人口數量、結構的變化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事實上,人口與經濟從來都是密切互動,高度相關的。

  人口政策背後有經濟動因

  環球時報發表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文章表示,回顧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濟始終是重要考量因素。

  80年代初獨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就是人均國民收入低、失業嚴重、外匯糧食短缺等各方面壓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中央政府改革開放後首先碰到的難題是就業壓力巨大:截至1978年,還有1000萬餘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農村。1979年這些人回城後的就業安置成了相當嚴峻的經濟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在舊的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糧食供給不足,人均擁有糧食水平很低,可用於購買糧食的外匯儲備又非常少。1976年到1980年間,包括工業用糧,中國城鄉人均擁有糧食水平,分別為305、298、316、340、325公斤;1978、1979、1981三年的外匯儲備,分別只有1.67、8.40、17.08億美元。1980年,外匯儲備赤字高達12.96億美元。

  人口增速放緩助推經濟下行

  文章稱,我們研究團隊梳理了新中國建國以來到2014年為止的人口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1974年至1994年人口增長率的曲線和1994年至2014年的經濟增長曲線走勢幾乎相同。經過數據處理後,兩者呈現高度相關。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往往在20歲時進入勞動年齡,成為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勞動力;二是人在20出頭就開始結婚生子,帶動各方面消費的增加——尤其是租房買房的需求在20歲左右顯著增加,助推房地產經濟發展。因此,20年前的人口增長上行能刺激20年後的經濟增長率上行,反之亦然。在人口劇烈變動的國家和地區,人口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尤為顯著,該規律是人口經濟學一個比較重要的發現。

  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通過分析人口增速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造成此次經濟下行的原因中,人口增長放緩占超過五成的權重。具體表現為:人口下行導致產能過剩;人口增長突然放緩與老齡化、少子化相叠加,引起總需求減少,從而使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刺激手段不起作用。

  有學者認為,工業、信息技術革命就是用技術替代人工,人口增長其實對經濟發展幫助不大,我不敢苟同。工業信息化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服務,人的勞動和就業是財富分配的一部分,而機器人只能算是資本。如果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人來完成——比如生產汽車、電視機或端咖啡,全部利潤就都歸機器人的所有者所有。這樣一來,就業沒有了,消費也沒有了。

  本來人類通過就業得到工資,用工資到社會上買汽車、買電視機、喝咖啡。如果這些利潤全部匯集到資本所有者的手中,首先會導致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使得擁有機器人的資本所有者獲得所有收入,從而令生產更加過剩,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無人消費。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人的社會,人的生產比財富的生產更重要。人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而人的增長是有自然規律的,並不會出現爆炸式增長,就連很少控制人口增長的印度增長率也下降了。不僅如此,人口老齡化會導致一國養老金負擔過重,在國際上喪失競爭力。

  “放開二孩”,步子可以更快

  文章指出,面對新情況新問題,中國政府已經開始調整人口政策。“全面放開二孩”是此輪人口政策調整的一個重點。但近兩年的實施效果看,光放開“二孩”還是不夠。據權威機構統計,原本2014全年可生育200萬符合新政策的新生兒,結果卻只有100萬人真正去申請准生證,實際生下來的只有47萬,只占200萬的1/4不到,且2015年這個比例比2014年還要低。

  從世界規律來看——特別是人口增長率已由正轉負的國家來看,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人口也不會一直高速增長下去。原因在於:一是婦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二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三是貨幣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撫養孩子的成本抑制了人們的生育意願。因此,世界上很多國家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實際人口增長率也在下降,中國無需擔心因全面放開“二孩”導致人口陡增。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國婦女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生育行為更加理性;二是在包括農村在內的廣大地區,生活的貨幣化水平越來越高;三是關鍵性的成本問題。人口流動的加快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導致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撫養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

  新人口政策需要經濟做配套

  文章認為,要理順經濟與人口之間的關係,不僅要調節人口政策中不適應經濟增長的部分,更要改變經濟政策中不利於人口適度增長的部分。企業稅費、社保、融資等經營成本太高是突出問題。經營成本太高影響企業投資,導致企業可提供的就業崗位減少,最終導致工資占GDP比例太低,居民收入比例太低,消費需求減少,生育意願下降。

  進城農民生育意願下降則是另一突出問題。為此,政府可考慮出台新政策,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只要符合規劃,就可在政府監管下直接進入市場;集體土地也可通過入股、出租等方式進入建設領域。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實踐表明,這一政策能使農民有創業的資本能力和到城鎮購買房屋的實力。實施過程中,土地和住宅的價格也會得到控制,國民經濟也會從人口流動和城市化方面獲得更多推力。

  總之,此次經濟下行是一個長期性的難題,需要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調整相配合,短期政策和長期戰略措施相協調加以治理,才有希望將國民經濟保持在6%到7%的中高增長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