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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會議 中國的綠色突圍嗎

http://www.CRNTT.com   2009-12-02 11:01:25  


哥本哈根會議,能承受各種利益驅動下的期望嗎?
  中評社北京12月2日訊/幾天後就要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被視為當今世界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最後的努力。一段時間以來,各國展開了頻繁的“環境外交”。幾周前,巴西、印度尼西亞和韓國都在談判桌上擺出了減排溫室氣體的“硬數字”。幾天前,美國宣布2020年溫室氣體比2005年減排17%,幾乎同時,中國宣布2020年將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40%~45%。這些外交承諾,似乎為哥本哈根會議取得實質性成果帶來了希望。

  東方早報發表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顔敏文章表示,地球環境嚴重惡化、全球氣候加劇變暖,已不容置疑,而環保全球化也是越來越普遍的事實,傳統的民族國家主權受到越來越多的削弱和限制也就不可避免。那麼,在此情形下,民族國家是應極力抗拒這種趨勢,使各國的爭鬥更趨激烈,甚至擱置、放棄應對氣候問題的努力,以致可能喪失挽救地球環境的最後機會,還是迎頭而上,坦然接受這種“削弱和限制”,同時化被動為主動,率先對傳統制度開展更為大膽的改革、創新,推行更加環保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樹立真正負責任的環保的形象,以此領導各國開展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最終不但成為世界大國,而且造福於人類後代子孫?

  答案是明顯的:誰能帶領大家共度時艱,誰就最有資格成為領袖。日本明白這一點,所以一直走在世界環保的最前沿;德國明白這一點,所以德國環保已成為各國紛紛學習的榜樣。如今美國也作了幾乎180度的大轉彎,這也是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奧巴馬的一個重要原因。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上,而誰轉得最快,誰就贏得最多。

  當然,有人會說,做領頭人是需要實力的,日本、德國、美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但是,工業發達國家意味著它們的歷史包袱最重:它們巨型、昂貴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已經不適應生態時代的需要,它們的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也積重難返……而新興國家也有後發優勢:譬如,我們可以最快、最直接地利用和開發最新、最先進的環境友善技術和生產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還部分保有節儉、勤勞的傳統。

  文章指出,經過幾十年的趕超,中國已經度過了工業化的起飛階段,已具備經濟轉型的成熟條件,並且已經到了轉型的關口。現在,應抓住時機,順勢而上。巨大的國力總量加上明顯的後發優勢,使我們完全可以後來居上,成為能源氣候時代新的世界大國、強國。

  當然,還會有人說,這種想法太天真,如今的世界還是由各民族國家構成,民族國家怎麼能削弱自己的主權?然而,歷史證明,沒有世界眼光,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大國;不關注人類整體的歷史和未來,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資格成為世界的領袖。昔日的羅馬帝國離不開它的萬民法,昔日的大英帝國就建立在全球貿易之上,20世紀的美國如果固守孤立主義就不可能贏得二戰之後的霸主地位。相反,大清帝國本來比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富足強大,卻因閉關鎖國而最終衰落下去。但要成功走向世界,首先要心懷世界,視通未來,而不是患得患失,只盯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的收獲。

  很多人都說,嚴格的環保標準,勢必損害經濟發展速度;而經濟發展速度降低,勢必引起各類社會矛盾,危及社會穩定。現今“保八”的說法就源於此。但是,許多證據表明,如今部分社會矛盾往往並非源自經濟增長太慢,而是增長太快。

  文章稱,幾十年來,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振興民族的旗幟下,一直奉行現代化趕超戰略,如今,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前列,但是毋庸諱言,這個過程也給中國的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自然環境的危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居民健康。2007年春,中國衛生部的調查報告指出,不斷惡化的大氣和水體質量應該為全國急劇上升的癌症暴發率負責:自2005年來,城市地區癌症患病率上升了19%,農村地區上升了23%。

  經濟發展的成本由誰負擔?收益由誰享受?環境保護的收益由誰享受?環保保護的負擔由誰負擔?試問上文列舉的疾病,是平均分布在所有居民身上,而不論其社會地位、經濟收入、居住環境等方面的差異嗎?試問水體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沙化鹽碱化、森林退化等是平等地損害每個人的利益嗎?不是有些人甚至從中獲利了嗎?依靠“低環境、資源權優勢”,這種發展是絕對不可持續的。

  用羅爾斯的話說,就是任何人都應享有平等的自由權,但任何分配方式的調整或改革,都必須有益於最低受惠者,否則,這個制度就不是正義的。用帕累托的話說,就是任何改變都不應該損害各方的現有利益。因此,所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是某些利益集團為了牟取私利、鞏固權力而有意建構起來的虛假問題。如今,已經到了這個時刻:進一步發展經濟之前必須首先解決經濟民主和環境正義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保護環境,實現環境正義,是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一條根本途徑。

  文章最後說,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促進了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它其實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1990年代初,中國率先在全世界開展“環境外交”,為中國第二輪改革開放掃清了國際障礙。而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環境威脅論”已經損害了中國的形象。如今,哥本哈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大機會。如果要樹立“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國地位,如果要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我們就必須以最大的勇氣和決心,打破GDP迷信,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實現“綠色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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