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收入分配調整核心在於初次分配

http://www.CRNTT.com   2009-12-13 08:56:53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 　　中評社北京12月13日訊／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 　　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文章表示，長期以來，流行的看法是，中國消費不振是因為二次分配中社會保障體系嚴重缺陷，因此社會沒有建立一張安全的網，從而約束了家庭的消費欲望。從這個角度開出的藥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領域，如大規模投入資金完善城鄉醫保體系；降低各類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並簡化稅率檔次；需要改善稅收體系，增加對高收入群體課稅；當然，對於當下功效最為顯著的可能是大幅度提高國有企業的分紅比例，通過將壟斷部門的企業儲蓄直接轉化為公共服務投入，實際上相當於間接增加了家庭部門的收入。根據測算，目前若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比例至50%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約2550 億元。 　　文章指出，如果我們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仍集中二次分配改良，本質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糾錯中“打轉轉”，依然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本質。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難以調整的核心在於初次分配。消費決定於收入，收入決定於就業，而就業決定於該經濟體既有的增長路徑和模式。只要經濟增長依賴於投資驅動，相關政府部門的權力過大，企業的增長不跟就業掛鈎，收入分配問題根本沒法進行實質性調整。初次分配包括資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勞動所得等三個部分。在當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較強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稅收比重占的很高；而當前企業的高利潤是源於很多企業的壟斷利潤，而目前市場結構面臨難以調整的困境。若企業的增長不是以就業最大化為目標，則會出現就業的相對不足，工資收入的增長不足，勞動收入占比根本沒法調高。 　　“想要中國老百姓消費太難，擴大投資是次優選擇”——這只是一種政策解讀，並不代表經濟學意義的邏輯。“高投資必然高儲蓄和低消費”。因為投資的經濟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於政府和資本（要素）的實際掌控者，這是個經濟規律。如果沒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調節的話，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從1997-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 　　所以，在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促成了高投資，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做高政府和企業的儲蓄，於是家庭形成的購買力越來越消費不掉投資形成的產能，就只能賣到國外去，變成順差。中國經常賬戶順差由2001 年的174 億美元上升至2008 年的4400 億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周而複始。如果沿著高儲蓄的“懸河”繼續走下去，中國的儲蓄率還會越來越高，而消費率還會越來越小。 　　文章認為，使中國實現消費轉型的關鍵在於初次分配，而這決定於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中國產業呈現出超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方向（中國目前工業化率達43%，遠高於其他國家完成工業化時的水平，其中重化工業占整個工業比重不斷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於政府和資本，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則遠遠不夠。扭轉這一趨勢的根本只能靠經濟模式的徹底轉型。未來，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調節資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粗放式增長；打破金融壟斷，大幅降低私人部門和中小企業的稅負，支持其向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現代製造業的價值鏈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採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從本質上講，中小企業就是做就業的，做收入的。 如此，微觀上個體的效率決策， 可以創造出一個宏觀上更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分配結構。大幅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終就形成了中產階層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我們很欣喜的看到，在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把加大扶持中小企業和民營資本的力度，加快壟斷部門改革列入了下一階段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