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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一怪”冼星海

http://www.CRNTT.com   2010-09-11 10:45:10

冼星海   　 　但冼星海很快被“改造”過來，不僅吃出了小米的香，還慢慢習慣了開會、聽報告，而且還愛上政治學習。他寫信給田漢說：“已徹底擯棄了‘為藝術而藝術’。”1940年3月21日，他給一位友人寫了長信，這就是冼星海十分珍貴的一份自傳，後以《我學習音樂的經過》為名發表，作為其學生馬可所撰《冼星海傳》重要附錄。據信可知，冼星海當時受到優待，每月津貼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其他藝術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當時延安生活艱難，1938年的津貼標准為：士兵（班長）1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長4元、團長以上一律5元，毛澤東、朱德也是5元，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學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十元。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發的是延安的“邊幣”，一元邊幣可買兩條肥皂或一條半牙膏或兩斤肉包子或十幾個雞蛋。 　　也有人記述：“每人每月發一元邊幣，只能夠買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難時期，連這點錢也停發了。”相比之下，冼星海的優待級別已經是最高規格了。不過，藝術創造需要以燃燒熱情為基礎，而熱情燃燒確實離不開一定的充沛體力，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難以保持創作所需之精力。因此，“冼星海吃雞”並非小資產階級情調發作，而是“工作需要”。再則從結果來看，“吃雞”較之《黃河大合唱》，還有可比性麼？當年延安物質條件太差，“吃雞”方成一怪。   一邊抓撮白糖入嘴，一邊從超長煙杆吐出騰騰煙霧 　　1939年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來到延安西北旅社一間寬敞窑洞，與來自第二戰區抗敵演劇三隊的同志聚集一堂，聆聽三隊詩人光未然的新作《黃河大合唱》。這首大型組詩來自詩人兩渡黃河及在黃河兩岸行軍打仗的親身感受。400多行的詩句，25歲的詩人一氣呵成。從頭朗誦到尾，全窑洞聽衆的心脈隨著抑揚頓挫的詩句跳動。聽至最後一句“向著全世界勞動的人民，發出戰鬥的警號”，一片寂靜。頃刻，掌聲爆響。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門邊的椅上，此時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過詩稿說：“我有把握把它譜好！我一定及時為你們趕出來！”同志們立即報以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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